最近同时在看几本书，其中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书系列”的《寻觅中华》。在断断续续的阅读中，我跟随大师的脚步，从我们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开始慢慢行进。猜测华夏文明的始祖--黄帝，从一个个经典的天灾神话中，感受神话的伟力其实就是祖先们对于所见所闻和内心愿望的天真组建。即便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得以长期流传，这也就证明它们契合了民族异代人的共同愿望。这就是华人的“原型”，其铸就了后世华人的性格。终于，我们走近我们曾经引以为豪，也曾经自己否定的夏商周。

我对商代尤其充满了好奇，因为夏朝毕竟还只是一种模糊化的存在(当然我坚信它一定存在而且十分辉煌地存在过)，而周朝八百年的历史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个史书上记载的春秋、战国，偶尔记得的也只是武王伐纣、百家争鸣、秦王扫六合，其余似乎都“不值一提”。从史料记载和实质文物的发掘研究来看，商代非常的发达，可以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文明。从《寻觅中华》中读到一段《诗经·商颂》上的文字，这些句子足以使我们这些中华后世子孙为之振奋: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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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祖先创造的如此辉煌的文明高兴的同时，余秋雨也让我们回味了在近代，研究甲骨文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几位大师级学者全非寿终正寝的悲惨命运，当然以1928年作为分界线，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关于这些学者我明天顺便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