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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诞生在秭归。秭归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的先公先王，熊姓王族及其氏族分支的祖籍都是秭归。只要研究一下秭归的历史，便不会感到意外。秭归是一片开化较早的土地。据考古新发现，早在１万年以前，人类便逐步脱离原始群，在秭归香溪河东岸的玉虚洞里穴居，相当于长阳人生活的更新世晚期。另据长江三峡考古发掘资料，在秭归茅坪镇徐家冲村境内的朝天嘴，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址东距茅坪镇１.５公里，临江一段阶地上断面与沙滩相接。遗址长100米，宽20米，文化层厚５米。

　　屈原出生地：乐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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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10月，由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牵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俞伟超主持，率领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长江流域部分省、市的考古工作者10多人，对朝天嘴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确认朝天嘴遗址为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是目前在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陶器制作原始，器类简单，以釜、罐、支座等为代表。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南方最早的彩陶艺术，如泥质红陶片，夹砂粗红陶片，多为绳纹。制造陶器的泥片贴筑方法，在中国制陶史上还是首次发现。这些发现对探索大溪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说明至少在7000年以前，人类已在秭归境内开始了定居生活。证明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一样，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

　　秭归又是一片古老文明的土地。殷商时代，秭归为归（葵）国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后汉书·郡国志》也载：“秭归，本归国。”刘昭《注》引杜预说：“夔国”。《水经注》引宋忠说：“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新中国建立后，从古代的。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南地出土的“自发（du堆）组卜甲”中，发现了商王要南下征伐归国，祈求上天保佑的内容。“归”约在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初的商王武丁时代和约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的商王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中都有了记载。另据金文《归伯篡（鬼，古代食器）》，说明归国是个伯国，属公侯之下的三等爵位。关于归国的地理位置，《史记集解》引服虔说：“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尔雅·释言》说：“山南曰阳。”《玉篇·阜部》解释：“阳，山南水北也。”说明归国在巫山东南方向的长江北岸。郭沫若认为归国“当即蜀鄂交界处之难国”，“其故地即今湖北的秭归县”。约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秭归为古丹阳遗址之一说。约公元前９世纪中叶的西周晚期，楚子熊渠的长子熊挚是一个残疾人不能继位，熊渠封他别居于夔，作为楚国的附庸国，治所先在巫山，后在秭归。这便是历史上的夔子国，今秭归县香溪镇古名夔城，即夔子从巫山迁到秭归的驻地。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成王熊恽以夔子不祀楚国始祖祝融、鬻（遇）熊为借口，派令尹子玉（成得巨）、司马子西（斗宜申）率师灭掉夔国，把夔子俘回郢都，将夔子国的封地并入楚国。战国时期称归乡，《史记索隐》引谯周说：“归即夔之地名归乡也。”秦属南郡。汉置秭归县，秭归之名从此见诸史册。置县的具体时间不说，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的行政区划“南郡领县十八，一曰秭归”为据，秭归置县至少有与公元纪年同样悠久的历史。

　　浦江清先生的“屈原故里郢都说”提出后，学术界依然像一池秋水那样平静，是什么原因呢？是党中央还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吗？是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吗？已无从知道。人们也许这样认为：浦先生是做学问的人，他的“新说”只是一种见解，只是认为屈原不生在郢都“难以想象”，只是“用情理来推测”，并没有把话说死，多种见解并存是学术领域里的常事。此后40多年来，每隔若干年，都会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一说，也就说说而已。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创立“新论”，换个说法说“屈原生于江陵，种归并非故里”。这是一个三人小组经过４年考证获得的“研究成果”，揭开了屈原生地的“千古之谜”。“这一结论已经写进新编《江陵县志·屈原传》”，使该志成为“我国惟一详细记载屈原出生地的史志书籍”。还出版了一本《屈原生地论集》的小册子。关于屈原诞生地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结果。

　　遗憾的是，人们并不因为有了这项“结论”而改变观念。1999年6月17日，由中国屈原学会、湖北省屈原学会等单位发起，邀请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在屈原故里秭归举行20世纪最后一次“屈原文化研究会”，也是在秭归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褚斌杰与会祝辞，依然认为屈原故里在秭归。褚斌杰先生说：“1999年中国伟大诗人屈原学术研讨会，即将在秭归召开。这是在世纪之交我们举办的最后一次盛会，并且能够十分荣幸地在诗人的故里举行，这就分外地使我们感到亲切、振奋和意义重大。”

　　“新论”创立者们开始怀疑他们那项“结论”的科学性了。他们匆匆忙忙于2000年端午节又将10年前的“研究成果”原封不动地搬出来，做了个二次“结论”。这就有点令人费解。历史研究贵在用科学态度探索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宜过早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