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一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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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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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
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三
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
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
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
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
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四
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
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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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
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诸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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