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鲁迅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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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0.7冯友兰、0.3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1937年8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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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则发表于1937年3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