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东方数千年来的主流医学，不但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完整的医疗体系，更有着辉煌的过往和医学成就。然而，中医在近百年间却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磨难。20世纪前50年，在关于中国医学发展的问题上，曾几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惊涛巨浪，差一点就给中医带来灭顶之灾。

中医遭受诋毁，不是一两天的事。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中医却束手无策。于是一些社会名流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民间巫术，不讲科学。

其实原始宗教与中医是一个复合体，神农尝百草的医药神话，是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与中医学关系的典型体现。在夏商时代巫医同源，到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的关系才出现分化。中医与哲学、巫术之间有紧密联系，有人认为巫医乃中医起源，是中医的始祖。巫分男女，女巫称巫，男巫称巫或觋。据《周礼·春官》记载，巫祝之多，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神巫”等。巫师分工明确，其中祝的“神职官位”比巫高。凡王、后、贵人等之丧礼祭祀、国家之祈福安灾、自然灾害、外交战争及王、后、贵人之草药沐浴、身体康健者等，皆由巫祝掌管。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可从殷墟卜辞中所见，从形式上看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得借用药物，或采用技术性治疗。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所说：“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

巫与医的关系是一种发展源流，延续了几千年的医术，为何到了清末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西医的影响说起。站在科学的旗帜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引进了西式教育，二是出现了西式医疗，如果要追溯两者的源头，无疑都指向了来华传教士。

中华医史研究先驱，著名医史学家、《中国医学史》作者王吉民曾撰写《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从文中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西医与经济政治的瓜葛。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来到中国，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传教与医疗结合，让一个抽象难懂的事情变得具体起来，这种教医结合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效果比单纯传教要好得多。于是郭雷枢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使西医很快进入中国，而且规模不断扩张。

1835年《中国丛报》发表了郭雷枢《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的文章，首次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枢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更有帮助，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1838年2月，由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了“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彼得·伯驾以牧师兼医生的身份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上至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两广大小官员，大都亲临伯驾门下求诊。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请西医治病，而且为感谢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愈他妻子的重病，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办“总督医院”。一时间西医声誉鹊起，信者成众。

当时在“新政”浪潮的影响下，太医院的医疗与教育均出现了新的趋势，连光绪皇帝也多次请西方使馆医生治病，或由中医兼通西医的医生会诊、治疗。太医院开始增加西医的培养，创设了卫生科、卫生处、卫生司，创办了官办医院等。

随着西医传入，中国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并且逐渐掌管了卫生行政大权。这是一次医疗洗脑，社会舆论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被扣上保守、落后、不科学，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帽子。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宗派、思想宗派斗争激烈。民国初期，这一趋势明显加快，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的政策，也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被照搬中国。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恐怕当推清末学者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曾国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学者。起因是感情深厚的吴夫人突然病逝。令他不解的是，夫人从西湖举棹返苏，路感风寒，本非不治之症，为何仅仅过了一月竟溘然长逝？他批阅史书医经，好像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所请医生竟然都不知三部九候诊脉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药，自然有此结果。随后，两个儿子相继病倒，一个死去，一个瘫痪。疾病的伤痛，让他感到中医的无能，悲痛的俞樾拿起笔，对中医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他从中医古籍中寻找矛盾之处，加以系统批判，并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废除中医的呼声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之说的思潮。

不过与后来的中西医之争不同，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当时国内的医疗都属私有制，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信任的医疗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要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清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自由。为此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郎中开业接诊。

到了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此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设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壬子癸午学制》（1912～1913），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大燮的主张遥相呼应。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入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为此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显得态度平淡，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由于中医没有官方化，还属于民间事物，因此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甫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画符水的中医大夫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当时有人夸张地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颁发行医执照，那么中国有70%的人都将成为医生。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中央常委委员褚民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哈尔滨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南京铁道部医政处处长胡宣明、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南京军事医学院院长杨懋、上海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陈方之、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芳、天津市卫生局长全绍青、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定安、广州市卫生局长何炽昌等17位意气风发的代表。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涉及了“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大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大夫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大夫行医。

由于受聘的委员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决议案。这是一个信号，“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从北洋政府开始定下了基调。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共讨论议案49件，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会议，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还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余云岫提出的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50岁以上，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发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15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1929年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4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全票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是否过短？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然而这两个疑问先后被委员中身份显赫的褚民谊和提案者余云岫坚决驳回。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被通过，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施行的辩论。在满座西医看来，那根本是无须辩论的事情。当本次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然而委员们没有想到，这个决议会招来一场抗争风暴。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用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高调出刊，推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详载其提案内容，该提案被新闻界称之为“废止中医案”，引起社会各界震惊。如果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毁于一旦，甚至是彻底消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医中药界、海内外华人团体无不为之震惊，各地中医药行业、报馆、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15个行省、132个团体的262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遍于中医诊所与药店醒目处。会场内悬挂巨大条幅：提倡中医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止经济侵略！

为期3天的大会，上交提案193件，发表了大会宣言，组织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选谢利恒等5人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等七项要求。同时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

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当时全国中医界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名老中医，他们能力极强，影响力极高，在南京请愿时，申诉不能废除中医。请愿团说，取缔中医，就是致国民于死命，因为当时中国西医为数极少，普通老百姓有病去看西医的几乎没有。当时老百姓的卫生保健状况令人堪忧，如果再失去中医治疗，老百姓将陷入绝境。谁都知道西药昂贵，而中医中药恰恰可以就地取材，经济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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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之时，余云岫与“中央卫生委员会”一些人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与请愿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为了寻求有力支持，请愿团在南京不仅得到了陈立夫、于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他们还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在立法院当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当院长，由于行政院确定了废止中医的议案，而孙科便在立法院起草《中医条例》，允许中医生存。汪精卫威胁孙科说，立法院不取消《中医条例》，我就辞职，不当行政院院长了！然而孙科也毫不示弱，反击道：你那个取消中医议案不撤回，我也不当立法院院长了！两人为此吵了起来，相互间形成一种对峙。

有了孙科等人的支持，请愿团看到了抗争的希望，于是一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名中医主动站了出来。比如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他公开提出：你们说中医不科学，我们以什么来看科学？以病人的治疗效果来看科学。他说你找12个病人出来，你们西医先挑6个，剩下6个给我。我们同时来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汪精卫一听中医要和西医打擂台，认为这是推倒中医的绝好机会，很快找来12个病人，中医治6个，西医治6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分给孔伯华老先生治疗的病人是高烧、哮喘、呼吸道的一些急症。这6个病人是西医挑完的，那些病都不好治，他们这是有意难为老人家，要让他下不台。没想到孔先生几副药下去，6个病人效如桴鼓，全部治愈。而西医那边还没见任何动静，中医这边病人就已经康复如初，一身轻松地出院了。

孔伯华先生这一招让中医扬眉吐气，整个中医界一片欢呼。

真乃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细菌性痢疾，一天大便无数次，赤白痢下，里急后重，把肠黏膜都拉出来了，可还是觉得老拉不完。老太太痛不欲生，寻遍西医，就是治不了。

众医束手，没有办法，此时，名医施今墨主动应诊。不动声色地说：让我来看看吧！施今墨为人一向谦和，很少把话说满，但这一次他却相当自信，执意要显一显真本事。他把完脉，开了十副药，转身就走。汪精卫岳母着急了，赶忙问：老先生我吃完这10副药咋办？施今墨扭过头来，不急不缓地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5副药让你饮食正常，十副药全好了。话音刚落，人已走远。

十天后老人康复如初，一个西医束手的病给中医治好了。从此以后，汪精卫对中医不再说三道四。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经过中医药界代表217人，社会各界代表300多人，推选出名誉理事43人，理事98人，并于成立当天以国府813号令公布。中央国医馆理事会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是中医药界保存中医药，发展中药的一次可喜的成果。

可惜因时局变化，国医馆无法实现振兴国医的预期目标。中央国医馆与地方分馆、支馆，在教、卫两部不断改变脸谱的应付下，加之只是一个半行政、半学术性组织，经费捉襟见肘，而内部也有诸多分歧等原因，作用越来越局限。

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医史泰斗李经纬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医史》一书中描述的情况：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确实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几次废止中医的大规模争论和冲突，在表面上看，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其实是明胜暗败，中医在野，无职无权，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只是在精神上得到些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