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一次约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的红柳林。

　　她在那里当兵时，有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叫全体打柴去——挖红柳当柴火烧。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焦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红柳是不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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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务长的成本意识还很不错的，似乎红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是阿里的事、国家的事，更是人类的事啊。你为了自己今天烧饭不要钱，阿里人、全人类子子孙孙要赔上无穷无尽的钱呐！也许期满了，你走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阿里人走得了吗？人，能走得了吗？走得出阿里，不还是宇宙中的一员。条块分割、部门保护、地区保护，总是严重制约着我们整体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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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司务长也是为生活所迫，为大家着想，要烧饭吃。但好心也能办成坏事，不能办成坏事呀，更不能因为没有起码的常识与见识，做了坏事还自以为功。我们的司法部门在处理“长”们的类似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有好心地办坏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去迁就还要冠冕堂皇地说是“情有可原”。

　　司务长在军届到底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就因为是“长”，所以可以布置任务，而且因为是“布置”的任务，所以“全体”都得去执行且完成吗？在中国，民主进程滞后，为头为长的都多少有些说话权，实际上是话语霸权、指挥权。“长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监督，类似“红柳”的灾难就不能幸免。有多少人只注重为官一任任内的事，许多项目在当时的确很能显示某些官员的政绩，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费的，甚至还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遗症。

　　她也曾反对过司务长的做法，不过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是自己太孤单，还是自己也底气不足？中国缺乏振臂一呼的闯将，更缺乏应者云集的民众。不知者不为罪，在真理面前我们知者绝不能示弱，孟子说“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人类历史的进步，少不了仁人志士“争得”“为强”来推波助澜。如果自我宽心，反正执行任务、落实工作是全体行动，挖柳的队伍“浩浩荡荡”，那么这种“不得”其实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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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无可否认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做不到。史怀哲领诺贝尔奖时呼吁，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反对“评判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而不是生命的呢，难道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伤害得问心无愧吗？

　　看到“司务长”，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长”——住持王圆箓。现在，我们更多的人是从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圆箓是敦煌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而毕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务长的真实姓名。是她怕得罪了自己当年的长官，还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知名作家在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奢谈什么文化良知？舆论监督还奢谈什么深广度、透明度？综合治理还奢谈什么硬拳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