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还是革命，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爱情的三部曲》探讨了它，虽说巴金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曾说他是要通过爱情来考察人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成长。可是他所塑造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曾被这个问题击中过，包括坚定的陈真、热情无所栖止的吴仁民、憎恨女人的德、还有死前发出此问的明。

虽然《雾》的主角是周如水，但周如水并没有遭遇这个问题，他遭遇的是爱情与亲情的矛盾，这类矛盾本来很值得深入展开，但由于巴金先生太厌恶周如水软弱迟疑的性格，所以并未得以公正地探讨。我倒是更喜欢陈真在受到秦蕴玉这个有着女性魅力的妖娆女人挑衅的那一段，她使“机器”一般整天只会为工作“转动”的陈真感受到，世界不光只有“速写”一样粗线条的革命工作，还有“工笔画”一样细致的美丽异性，但是陈真的坚定能够解决爱情与革命的冲突，他懂得“逃避”和“镇压”这种撩人情绪的必要，他留恋，但强迫自己与她们永别，所以在陈真的心中，爱情从来不曾出现过。

三部曲中我最喜欢的是《雨》及其主人公吴仁民，因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最强，且主人公的生命更真实，性格更复杂，他陷在矛盾的中心无法自拔，此外他还有死亡的困惑。在作品的开端，陈真的死逼迫吴仁民面对着一个终极的问题：死亡。空虚感和焦灼感同时向他袭来，使他发出一连串哈姆雷特式的独白，甚至人格分裂地与另一个自我面对面发问争辩。对其他人来说，陈真的死只是一个革命者的死，虽说和机器的报废一样让人惋惜，但是社会的熔炉还可以造就其他机器般的革命者；可对吴仁民来说，陈真的死是一个生命的毁寂，一种情感的断裂，一种人的生存真实感的消逝。吴仁民生命的热情因此落入了深渊，找不到依凭……还好此时，女人来了、爱情来了，将他的生命和情感重新托起，爱情的热度和力量、憧憬和美妙使得吴仁民获得了新生，然而在他觉得幸福的时候，朋友们则悲恸着吴仁民为了爱情荒废了革命，从有志青年沦落为“一个普通的人”了。吴仁民一面抗拒朋友的指责，一面想寻找一个平衡爱情和革命的生活方式。然而巴金先生太心急，他为了不让吴仁民堕落成一个普通人而设计了熊智君的死亡：熊智君的身体本来就有病，她自己也不愿成为吴仁民的拖累，为了保护吴仁民的生命，她牺牲自己嫁给了那个要迫害吴仁民的官员。所以在吴仁民这里，爱情终究幻灭了，他痛惜熊智君的牺牲，但他更痛恨造就他爱情幻灭的制度，他似乎在爱情方面“觉悟了”，故事的结尾他这样说道，“我现在完全自由了。爱情本来是有闲阶级玩的把戏，我没有权力享受它。只怪这些日子我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白白给自己招来了许多苦恼。”他不再“疑惑”了。然而我却疑惑了，我疑惑熊智君的牺牲是否值得，她为了一个男人、为了她的爱情和他的事业牺牲了自己，但最后这个男人却责怪了爱情。可以责怪仇人、责怪制度、责怪把人逼到无路可走的社会，但是怎么可以责怪爱情？变得“坚定”的吴仁民变得不那么让人喜欢了……

但《电》里让人值得安慰的是，吴仁民否认了《雨》中那个责怪爱情的自己，明一直为了革命，不敢涉足爱情一步，他和德华彼此爱慕，爱情折磨着他，他只能“用工作折磨自己，用忧郁摧残自己，为的是要消灭那爱的痕迹”，他临死前问吴仁民，他们这样的革命者有没有爱的权利，吴仁民痛苦地回答，“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并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但在《电》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爱情的模式都是战友式的爱情，只有这一种模式才能够使爱情不与革命发生冲突，既满足人的理想追寻又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吴仁民和李佩珠因此才能完美地相爱。然而我并不喜欢这种完美，因为我不能接受模式的僵硬和它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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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的爱情三部曲很多地方读来让人觉得突兀与刻意，描写能力和对情节节奏的把握也很不到位，语言甚至有些贫乏（有时候会用重复的话在不同的地方形容某种动作、某种心境、某种环境）。不过还不到三十岁的巴金先生真诚地把自己的热情与痛苦、困惑与思考都写了进去，我想，他忠于那个时候他自己全部的生命体验，并感动了当时那么多的青年读者，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