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一批自觉担当天下的新青年成长起来了。

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打倒，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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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1919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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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国民党。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

毛泽东1893-1976

湖南湘潭人。1918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毛得票为全校之冠。1918年4月，毛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毛当选为干事。后来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6月，毛第一次到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原一师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得以广泛接触新思潮和新人物。

1919年4月，毛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在长沙的五四运动中，毛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他主编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的手笔，李大钊、胡适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后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两份周刊先后被省长张敬尧查封，毛于是赴京、赴沪，极力运动驱张，终获成功。

驱张成功后，毛又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他当时相信通过人民制宪，湖南人民自决自治，建立湖南人民共和国，进而联省自治，从而能够建立真正共和的民国。这一失败的尝试，却有全国的影响。

同一时期，通过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交流，而主要是通过与陈独秀的接触，毛确立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周恩来1898-1976

江苏淮安人。五四时期，周恩来是天津的主要青年领袖。1917年6月，他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这里有教会背景的南开中学。在校期间，周的演讲、戏剧表演天赋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7年9月，周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的19个月间，他从河上肇教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从朋友那里看到《资本论》。这深深影响了周对如何拯救中国的思考。

1919年5月，由于爆发五四运动，周迫不及待地回国。他成了新成立的南开大学的注册生，并担任学校《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反抗和牺牲，组织学生运动。

1919年9月16日，通过组织觉悟社，周把天津爱国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并创办了由他建议的白话文不定期小册子《觉悟》。邓颖超也是社员。成立不几天，周即请李大钊来给社员演讲。

年底，因为抵制日货，周与另外3名学生领袖被捕，失去自由6个多月。在公审中，周对法官连连发出质问。他们的出狱是一次英雄式的凯旋。不久，周即赴法留学，他以及很多学友成了中国历史的巨人。

王光祈1892-1937

四川温江县人。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北京中国大学，在《京华日报》任编辑。1918年6月，王开始积极地组建“少年中国学会”，任筹备组主任兼会计，并由他草拟了会规。王多次著文，阐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号召会员进行教育活动、创建工读互助团，用此局部的“新社会”，逐步改造中国，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很有影响力。

五四运动的消息能及时传到成都并在那里掀起狂澜，应归功于王光祈发给成都《川报》的通信和电稿。

1920年3月，王往法国留学，后又由法入德，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乐，并主张“音乐救国”，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音乐。这让王的早期的崇拜者感到荒谬。以后执教并病逝于波恩。

傅斯年1896-1951

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1913年，傅进北大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1918年下半年，以傅为主的北大同学，组成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以傅任实际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1919年元旦问世，这是继《新青年》后主张白话文学运动和思想革命的第二份刊物，销量在15000份左右，影响极大。

在五四运动中，傅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为5月4日北大集会时主席，为游行示威总领队。5月5日，北大学生集会，因有一人与傅言语不合乃至动手，傅负气不再参加学生会工作，但尽力支持继任的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的工作。

同年秋天，傅通过了山东官费留学英国的考试，少数试官以傅是五四要角，系激进分子，不拟录取，由于省教育厅科长陈豫坚持以考试成绩为准，得以上榜。傅在英、德之时，学习的是心理学、哲学、物理学等。回国后主持中央研究院，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获得巨大的成就。

匡互生(1891-1933）

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曾跟长沙革命军攻巡抚衙门。１９１３年在邵阳中学读书时作文痛骂北洋军阀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五四运动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四年级学生，主张以暴力惩办国贼，为率先进入曹宅者。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１９２０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期间曾预谋刺杀军阀张敬尧。后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１９２５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立达学园，１９３３年因办学积劳成疾而逝。

匡互生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当时的湖南省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李锐评价说：在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也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英年早逝的郭钦光：

郭钦光，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少时沉默寡言语，苦志力学，所为文，峭拔奇砦，与人抵掌谈国事，辄奋眦欲裂。１９１５年，日本以"二十一条"挤压中国，而袁世凯正阴谋称帝，郭与学界同仁在穗召开国耻会，登坛演说。坛下军警环伺，白刃森森，郭不为所动，持说愈昂，以至于呕血。后入北京大学预科，参与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行动，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之势。时有告章宗祥已被殴毙，尚能大笑以答。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至７日逝世，享年２４岁。５月１８日，北京学界为郭钦光举行隆重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