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在赵括率兵出征前，赵括之母曾劝告赵王千万不要派赵括挂帅，此去必定失败，因为赵括“目空一切、视打仗如儿戏”。但赵王不听，结果赵国兵败，被坑杀将士40万。

马谡在出征时也是立功心切，并自认是孔明第二，结果痛失街亭，使整个战役功败垂成。

美国二战著名将领麦克阿瑟因对日作战有功，同时凭借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便骄横跋扈，最终败在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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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用算命就可以通过将帅的情绪和性格看出未来的必然结果。

在《平汉录》中记载了一段明代初年军事家刘伯温的一段战前分析：

(陈)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张)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陈)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张)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

此段话语中，没有提及对方是否精通兵法，所分析的都是对方将领在性情方面的弱点。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作为证明：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就干起来;不用呢，就收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够这样吧。”子路说：“您假若率领军队，找谁共事?”孔子道：“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就去渡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共事的。我要共事的，一定是面临工作便恐惧谨慎，善于谋略而能完诚任务的人。”

另外，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所论的都是诸侯、统帅的志向和器量，而不是武器的精良和拥有军队的数量，只是对敌方庞大的军力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著名的“官渡之战”前，曹操的谋士郭嘉所作的精辟的分析主要是针对袁绍性格方面的弱点和曹操在用人方面的优势，最终促使曹操敢于与之决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纵观历史，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以上都能充分证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领导者所具备的品格。因为军队的命运全系在主帅一个人身上，主帅如果被喜、怒、哀、乐等情感所困，再好的计谋也是无用的，再强大的、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军队也是必定要失败的。这说明：再高超的聪明才智都会被情感所压制或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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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有人在“人才”的概念问题上争论不休，主要原因是在感情和公私原则方面概念不清楚。首先，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动物就是畜生，而能够控制自己感情的动物才是人，很有学问和本领而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为公)可以称为人才(廉颇、诸葛亮等人)，很有学问和本领但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为私)就会畜生不如(赵括、马谡之辈)。只有从公共利益出发，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廉颇知错必改，诸葛亮鞠躬尽瘁，百姓能够蒙其福荫;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必定助长傲慢情绪，赵括和马谡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干，以至断送了全军将士的性命甚至国家的命运，所以说“畜生不如”。同时，这也是评价“君子”与“小人”的标准。看到这里，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作者的见解过于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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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孙子兵法·计篇》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火攻篇》又说：

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关系到百姓生死、国家存亡的重要领域和根本问题，是必须认真仔细研究体察的。”又说：“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考虑这一问题，贤良的将帅应该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没有好处就不采取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用兵，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危急关头就不用兵。国君不能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能因一时的怨恨而出阵交战。符合国家的利益就可以用兵，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就停止行动。因为愤怒之后可以重新欢喜，怨恨之后也可以再有高兴。但是，国家灭亡了便不可能复存，人死了就不会再生。所以，对于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对待，优秀的将帅要小心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重要原则。”

那些“调和派”的论点，在《孙子兵法》面前就是小人之言!奸佞之言!亡国之言!

刘备为替关羽、张飞报仇而引发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是“主以怒而兴师”招致惨败的典型例证。“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司马懿宁忍诸葛亮所施“脂粉之辱”，兵不齐而不出战，可谓典型。也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