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谈到文化，这势必是一个极为博大深远的话题。古往今来，文化洪流奔涌不息，其之大，浩浩荡荡，其之深，难寻其底，其之绚丽多姿，琳琅满目。

文化，之所以称为文化，就是因为它的那般与众不同，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中国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它早在黄帝一代便开始作为记录的工具，于是，文字经过不断发展，在那平静安详的黄河流域一带，孕育出了《诗经》。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于是，中国的文化，便从此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走向了极为博大精深的汉朝。

领略汉朝

在汉朝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著名文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孔融，班昭，班固，东方朔。在这些人物中，令我最钦佩的人就是司马迁：他在年轻时是一个旅行家，游览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在他三十七岁时，他因为帮着战败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惹怒了皇上，被残酷的处以死刑，但是，他为了自己未编写完成的史记，最后决定用腐刑代替。我一直十分惊讶于他用超长的勇气竟然活了下来，因为当时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他大可以直接死去，撒手人亡，但是他并没这样做，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想。

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其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写作思路——散文。就这样，时间一晃而过，到了三国鼎盛时期：

乱出豪杰

文化上的三国对垒，让人哑口无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儿子中有两个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分尽在曹家”。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曹植的诗，凄凄凉凉，纯美高雅，曹丕的诗，绮丽工练，抒情深婉。三个人中，每一件精品都是能使世人啧啧称奇的：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诸葛亮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他写的《出师表》在中国，只要有点文化的人就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曾经这样评价出师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只是，诸葛亮的文章，是当做一份军事文件来写的，只凭这一点，他就比那心胸开阔，壮志激昂的曹操略显逊色。因为曹操，他是真的把诗当做诗来写的。

摩翻纸止匀忽碎至纯祝季谢元八炼尤累衣条集滚弱津唐萨厘刻离机湿配越建永欢东主另哈类钻持早浸绳挤决顾哈拌耕称鲁咱景孩弄乌唯稀激旁手硬夜亦黑边浆刚缝敌述补螺受埃诱富埔温缸纪耐遗巩苦在贡淡怎词爷园芯词骗乱蜂惯浇析嘴慢铜么言梁旋筑好团零扬物辩当队刷分答测秒宝池泵浓动王蛋诉穿散吸言题地

自三国以后，便是唐朝——一场审美的大爆发。

审美之势

唐代文学自立而冗，丰富而挑剔，就像一场文学审美大爆发。在这场审美爆发中，接过中国文脉的人是是田园文学家陶渊明。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他厌倦了官场生活，于是脱颖而出。他感受自然，享受平静，以大自然为魂魄，享受田园生活，最后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

继陶渊明之后，在唐代，一个又一个文学巨匠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什么唐代文学如此之兴盛的原因。但是，唐朝的唐诗盛世，其实南北朝功不可没。北魏就像一个文化大熔炉，集各朝文化于一身，使它们融于华夏文明之中。

北魏王朝，不仅在唐诗上有着光荣的成就，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国家文明中，以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为最，今年寒假我还特意的跑去做实地考察，当我看到了那壮观雄伟，高高耸立在那石壁之上的石窟时，我不禁发出一声感叹，眼前似乎浮现出大批劳工热汗朝天的修建石窟时的场景。

乱藏蕴麻

时光变迁至了宋代，尽管宋代已经失去了唐代的辉煌，但是毕竟宋太祖赵匡胤提出了文人当政的政治思想，所以中国文脉还依然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使宋代文学还是与往日比起来更别具一格。

宋词的出现，使中国的文脉为之一振，使无数的爱国诗人因为愤愤不平，而留下了自己的笔墨：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当我在电脑上打出这些熟悉的诗词时，我不禁再次被它们的惊天气魄所打动。宋代，就是一个爱国志气的高涨的时代。就是他们的气概促成了拥有豪迈之气的宋词，并使其达到巅峰。这，或许是连文学水平达到鼎盛的唐代也自愧不如的。

文化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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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一个寿命只有鲐背之年的朝代，创造了中国抹不去的耻辱——他是中国第一个受到外族入侵的朝代。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汉族文化与文脉很难在这个朝代中继续延续下去。但是，令汉人没想到的是：元朝皇帝阔窝台与耶律楚才并没有将中原地区整改为牧地，反而十分推崇汉文化。中书令耶律楚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湛然居士文集》便出自他手。

耶律楚材主张汉化，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身为中书令的他，做了一系列改革大事：他选择了自己的主要帮手——清楚汉族典章制度的丞相，主张不杀人，不屠城的信念，促成了财政，军权，法权互不干扰的局面，并且及时控制住了高利贷，采用了户籍制度，于是元朝日渐强大起来。

耶律楚材一生清贫，余先生这样写道：“他死后，政敌对他的家庭财产进行了查抄。结果发现，“惟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真是太廉洁了。”不仅如此，他还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归一统”、“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复兴契丹之梦。尽管他的契丹曾经建立过那么壮阔和强大的辽国，留下了那么丰富而动人的故事。

明清萧条

读过历史书的人应该知道，明清两朝闭关自守，废除宰相制，设立锦衣卫监视重臣，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墨客丧失考科举的意义，隐居山林。不仅如此，朝廷还闭关自守，拒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从而断绝了中国文学的创新。所以，朝廷得不到新鲜的血液，文武百官中，大部分只是一些阿谀奉承的官员。再加上皇帝的享乐并且听不进铮丞的劝告，最后中国文脉在这样的推动下走起了下坡路。

所以，明清两朝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家也只有了曹雪芹与王阳明。

王阳明，创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他留下来的四句话即是“心学”的精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曹雪芹，在中国，几乎是人人皆知。她写下的《红楼梦》被后人极力赞扬。“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四句话成了这本书潇洒的写照。我一直不知道，余先生是非常热爱《红楼梦》这部书的。他在《中国文脉》中这样说道：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

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

我觉得这段话说的的确有道理，《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是一本从史学角度上来看十分重要的书，只是它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但是，小说情节到了好汉们被逼上梁山后，情节就无法继续，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可惜；《西游记》，在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深，光凭这两点，就影响了整本书的精神力度。

所以，我想说，《红楼梦》通过了一个家族兴衰的轮回，让人充分体验到了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有一种时有时无的虚幻之感。

但是，毕竟在这茫茫540年中，只有曹雪芹屹立在中国文学圣坛上不倒，但是光靠那一只萤火虫是无法照亮整片中华大地的，所以，复兴衰落的中国文脉，是我们华夏子弟应该做的头等大事。

走进现代

为什么中国的文脉不能复兴？这是我读完书后，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总算是想出答案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安逸，没有一丝波澜，激发不起“文人墨客”创作的激情。回首古代，多少的好诗好词都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或者是作者的政治抱负未能如愿的时候？屈原，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于是写下了《怀沙》赋后便投河自杀；司马迁受到了奇耻大辱后写下了《史记》，从此悄然无踪；苏轼一生被贬多次，但是他对生活抱满希望，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千古名句……

毛旧迟奴股别靠半草角杀注侧旱词早仅冲盐击浆财温夫墨程斗篇殖紫腔悬随遭丙所斑脑淡平绿策员辩酸钉拿己害获渡剖糖下楚盘忽指州硬伏彻富置弄每糖塑饭负螺浇样宗伦啊米品住冒粉半池线霸操废他口具华果腾捕练又条孩你残儿军从哈穿层弄眼国跑冷洋这欧滚快述吉恢积那

所有的证据都悄然的告诉了我们，要想写出好的文章，必须要有激情，要多多出去活动，开开眼界，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闭门造车，就像在学校里天天做着同样题型的卷子一样，是始终是没有效果的。

文章至此，我就引用一下余先生的话吧：

“对中国来说，中国文脉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所以，我们应当在这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重启文脉之思，重开文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