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稼轩词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时隔数百年经历了忽必烈的改制，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的中国，颠覆了国家政体，却没能治愈中国文人吟诗作赋的通病-----“为赋新词强说愁”。

中国地处世界东方，海岸绵延，毗邻内陆，没有极地砭骨的冰霜，没有赤道焦炽的太阳。于是，中国人在“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环境中形成了东方人所特有的含蓄内敛的性格，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也使中国人的性格在烽火连年的动乱与转瞬即逝的安宁中形成了一丝郁郁寡欢。“为赋新词强说愁”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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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雌雄对鸣的水鸟起兴，吟咏纯洁的爱情，“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梁，父母何尝？悠悠苍天，葛其有常？“以野雁扑翅，栖息于桑树起兴，喟叹徭役繁杂，心忧父母之情；更有通篇借物抒怀，发求贤若渴之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木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而《离骚》在象征这一写作手法的使用上更为突出，以申椒菌桂喻群贤大夫，以幽昧险隘喻国运日蹙，以黄昏之期喻君臣协作。言情而非直抒，寻物且以寄寓，这些都足以表现华夏民族含蓄内敛的性格。如此的性格，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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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分崩离析，“诸侯尽西来“的盛极一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饕餮早已使统治者食之无味。于是有了董仲舒辅佐汉武帝同一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大夫带着他们的文化登上了历史舞台。

士大夫作为一个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层，他们需要以深邃的文字实现经天纬地的抱负，博闻强识也给他们带来了异于庶人的优越感。孔子有言“文胜质则史，质胜之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文化在赋予士大夫文雅的同时，也使文字变得晦涩。而士大夫夹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如刘勰终生不得志者，“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无路请缨”之属，拾俯即是。命运多舛，时乖运蹇，也给从古至今的文字增添了多多少少的悲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