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高粱的生命力在于那一抹跃动的红色。是的，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著名导演张艺谋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曾极力渲染这种惹人的颜色，也许这一切都源自他的成名作《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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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的“奶奶”。在莫言笔下，“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奶奶”绝望了，置诸死地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地理解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一切。小说运用大胆的笔触，描述了这激情亢奋的场面。一个是拦路劫匪，身强力壮，之后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欲望之火奔腾不已的妙龄女子，在那个一切旧的事物虽然高悬人们的头顶却已经摇摇欲坠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彼此契合，传统的封建伦理和道德在他们面前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奶奶”这一形象，完全背离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三从四德，而是一个自由，洒脱，热情，豪迈的象征符号。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底层，尤其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至今依稀可见一种具有原始意味，与传统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视情爱为人之本性。或许这源自他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恩怨分明的性格特征。“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些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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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一幅幅独特的视觉画面冲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壁垒。无边无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刘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以及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观描述。莫言的感观与众不同，他把传统伦理的教条抛诸脑后，完全融入到中国北方那片荒凉原始的土地，用生命最原始的张力和活力构成一幅幅特殊的画卷来诠释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为恰当地表现这一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铺展开来。《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补充组合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就在文学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并且在乡土文学领域中开拓出了传统笔法之外的另一片广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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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的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中国民间价值的认同，强健的体魄，豪迈的性情，轻生重义的品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他经常对现代礼貌都市的丑陋与卑鄙表示愤慨。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小说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并非是一位为了民族大义革命信念而抗击日本人侵略的传统式大英雄。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替死去的生命复仇，为了让生命能够继续延续奋起反抗。而“我”的奶奶临死前仰天对一生的感悟更像是一场华丽的赞美诗。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尊重生命本质的人文情怀，小说红高粱感动无数的读者，指引人们如何正确审视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