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者最好的读者便是他自身，出于需求很多人往往把自己设置成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一切交通、通讯的切断激发他们为生活而去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卡夫卡写下了大量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如果有一个人能解读的话只有他本人，然而卡夫卡的深度怀疑几乎让我们丧失了解他的机会，在理性与非理性间徘徊的他一面对社会本身投入了激情另一方面又对自我的彻底否定、怀疑、排斥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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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意识延伸到他的小说中，在《变形记》里他上演了一个现代版的《庄周梦蝶》。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从而开始了他惶恐的生活，而在《庄周梦蝶》里关于蝴蝶变成人还是人变成蝴蝶成为最具争议的哲学课程；我们可以这么想为何不是一只甲虫变成了格里高尔呢？当一战的硝烟终究吹散时，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所处的国家丧失了主体从而导致其小说直指当下奥地利黑暗的生活。他的笔下都是在生活中毫不起眼的角色，艺术家用行为艺术来对抗世俗观念，测量员Ｋ始终无法深入城堡的核心，那么多困难的环境只为了告诉我们一种无奈：个体在一种丧失身份的环境里缺乏有效的沟通环节，被一个个怪异的行为压迫，尤其一战中空前的意识空虚让人觉得生活的无奈和渺茫，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流露出一种颓废的姿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和卡夫卡一样，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也热衷于把人物抛弃在困境中，只有这样思考的才会很彻底。除了用声色加深人的内心感受外，基在《十诫》中的每个故事人们都面临不同的困境。在第一诫中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同样卡夫卡对存在主义的迷恋来自于弗洛伊德和尼采，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让很多人的自我中心瞬间崩塌，随后的世界观也随着他的一声怒吼支离破碎。尼采对西方理学的背叛影响了卡夫卡乃至其后的所有人，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生存意识变得极其荒诞。Ｋ希望对城堡做一下测量然而自始至终他都在城堡的外部徘徊，可以说他是在权利在体制的外延徘徊。放在当下来看这样的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卡的作品揭露了现实的荒谬和存在的尴尬，他时刻对真理予以鞭笞，包括现在的余华等人笔下的世界也是对现实异化的讽刺，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真理理解的不同。基斯洛夫斯基冷静地看着紊乱主宰的波兰社会，同卡夫卡笔下的角色一样人们被一种荒谬、无望和抵触的情绪笼罩，而这些都是当下社会遗留给他们的弊病。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社会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合适或不合适。我们时常质问自己为什么活着但始终得不到正面的答复，或许我们应该回溯到几个世纪前看看那些没有权利纷争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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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很很迷茫地面对群体，在不同的媒介下流露出相同的神态，在尼采的价值重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那么多的人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正确性导致了自杀、抢劫、谋杀、毒品等的迅速扩展，这些人有着良好的文化背景或者说某一部分人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身处绝望的环境下显得非常软弱。在他们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将来、没有前途只有无尽的堕落。大街上的行人用一种迷茫地姿态行走着仿佛他们的眼前便是价值的终点。在他的《红蓝白》中对人生终极关怀表现的淋漓尽致，那样的爱是神圣的，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针对人的本身去冲击价值观而卡的作品直观地对奥地利的生活展开反击。人的内心世界不亚于一本百科全书，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无法掩饰或解决人性的罪恶问题。我们不断在改革却忽视了人自身的改造，当尼采推翻了一个上帝后人们忙着在心中建立新的价值中心，他们希望靠自己去拯救也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但突破困境必须得靠个人意识得觉醒。中国足球在亚洲从来没赢过韩国，说技术差嘛也没差到多少，而是在心里有个精神枷锁：哎呀，怎么又是韩国。还没踢变没了底气，在我们的意识中韩国足球总是比中国足球好因为我们没赢过，但根本问题还是我们没有把自我的意识调整到最佳状态。要赢韩国首先就要战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