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这周艺术概论课上，我得以观摩京剧《红灯记》，自己体悟了一番这种扭曲的艺术形式。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是一种预成论与不变论。即使李玉和在夸铁梅是革命火种，但这句话同时否定了其他阶级立场的有志之士追求真理的合法性。如果说艺术形象的刻画需要李玉和的语言表现出粗犷与质朴，那么正如受批判的，李玉和临刑前过长的抒情不但对这个英雄人物形象没有起到强化作用，反而使人感到有点文质彬彬。李玉和在不同幕中，时而质朴粗犷，时而用上“贼鸠山”这样带有幽怨意味的词语、用上“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这样有典故有修辞的精妙好句、“投亲友，度饥寒”这样文言味十足的动宾短语、“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如斯官僚气十足好似外交部发言人申明立场的宣言，其形象定位，相当混乱。这个艺术形象虽然是具体可感但是个性紊乱。形式上是一个三突出中的所谓主要英雄人物，却是不同个性的英雄人物简单的拼凑与大杂烩。

“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抗日救国只能作为一种工具论，而非价值论。既然李奶奶概述祖祖代代工人阶级的目标，怎么能将抗日视为终极期盼。在剧中，“穷人”与“工人”的概念经常混淆。戏剧发生的时候，工人是中国无产者中比例极少的部分，却将二者等同。这不是艺术的加工，这是特殊时期，政治对艺术的强制力体现，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江青在这部剧的加工过程中违背艺术的指令也很多，例如要求以《国际歌》作为李玉和就义时的背景乐。 “道高一丈，魔高一丈”用于剧中李玉和指出鸠山有诡计、自己的阵营更为强大并不合适，同样不应该因为是周总理指出要沿用古语习惯用法，就脱离剧情生搬硬套。不仅仅是演绎技巧上的盲从，演员参与艺术创作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推敲。在戏剧表现的时代，一个穷人、一个底层的扳道工居然油光满面、大腹便便，塑造出的简直是一个资本家的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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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版电视剧《水浒传》中，演员为了演好鲁智深这个形象，毁损健康数月内增肥20斤。相比之下，这部收视率更高、观众期待更强的电影中，要求一个演员出于对艺术创作的责任心节制饮食以便贴近艺术形象真的有那么难吗？ 《红灯记》身为文革时期八部样板戏之一，是当时全国人民为数不多的精神食粮，得以反复的观摩。我只看了课上一遍、课下一遍，倘若不是借来剧本，许多细节还真没理解到。也就是说，用于大众传播的戏剧存在不少不利于广泛传播的文绉绉败笔。如玻璃上的“红蝴蝶”、祖孙俩一激动就矫情地高举号志灯四射。还有的细节仍不大理解，“能够距离你三公分开枪”为什么不能够成立。我想，如果不是如当时精神食粮匮乏的人们反复欣赏，看上一两次很难理解透彻这么多矫情做作的小细节。可以说，这部当时广泛传播、体现艺术认识与教育功效的作品，腐儒气太足、多处阳春白雪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这部剧的出发点就是强调其组织功用。

家乡安徽安庆、方言被称为黄梅腔、小时候看本地黄梅戏电视剧长大的我，本来就不喜欢京剧快而高亢的唱腔。京剧演员给我的感觉难免如同《红与黑》中德瑞那妇人对收容院院长的评价。英雄主义、大无畏的精神乍一听让人振奋，多听了几段就让人亢奋过度产生听觉疲劳。而且，京剧的唱词语速太快、吐字我跟不上，越看越没劲。远不及黄梅戏温婉舒缓让人畅快。回到 《红灯记》，相比于我不喜欢的语言艺术，“李玉和腿伤剧痛，‘单腿后蹉’，揉腿，‘骗腿亮相’”，以及李玉和巍然立起，从容解开衣扣、亮相、冷笑、扣钮，背着手，然后蔑视地踏着舞台方步入场这些源于古典京剧中的动作演示，却是极为生动的肢体语言，很好地诠释了李玉和的硬汉形象。

总体而言，我不喜欢《红灯记》。我不是剧本中描写的那个民族危亡时代的人，我也不是剧本上映那个英雄崇拜盛行时代的人。李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越强，也就越强调了在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人是怎样窝囊而将烂摊子般的国家留给这一代人，也就越强调了文革时代的人们自身是多么没有值得褒奖的地方只得靠着缅怀与追忆挺直胸膛。艺术欣赏需要情感的共鸣，但我不认为百年前的人们的拼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确信两百年前的中国人不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尊重。看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对于戏剧发生时代之前纸醉金迷的中国人贻害后人的不满与憎恶。这出剧，编剧希望传达的情感与我看后的感慨根本形成不了共鸣，我也看不到它创造性的灵光。宝山忘川学术St。Rex2012-2013第一学期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