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首次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在四十多年后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其越发受到关注。各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也相继提出自己的幸福指数，并有研究机构针对其进行排名。

对国家及政府的考察，以幸福指数替代GDP，其优势也一目了然。一方面，打破了政府向来高高在上的冷酷威严，使其显得更加亲民注重民生;另一方面，在滚滚红尘举步维艰的今天，每个人内心对幸福感受的追求得到肯定，更利于人们内心存在感的加强，不再会有那么多的堂吉诃德被逼着去做那些“正确”但荒谬之事。

可是，在赫尔曼·黑塞的笔下，乔达摩悉达多最终证得涅槃却是凭借内心的执着和追求，而其好友乔文达，最终的迷茫与不解也正由于他在乔达摩的身后，在真理、教义的只言片语中寻求幸福。黑塞也正想借此说明每个人的真正的幸福一定是自己追寻所得。所以，我也不禁想问，幸福真的能由政府保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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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不丹之幸福，也越发值得深思。1999年，不丹政府宣布对网络、电视解禁，同时也呼吁不丹人民慎对这些“新鲜”科技，以防止其腐蚀不丹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可是，网络、电视，这些本是构成我们世界的平常之物，却在不丹政府那变得如此值得小心翼翼，以至于其使用与否要由政府来决定。甚至，不丹政府后来也以祖籍不在不丹为由而驱赶了近十万居民离境。而这样的政府，不正是在人民的周围，筑起高墙，高墙内外，什么可以进入，什么需要出去，完全由政府决定，而这一切，却又是以“幸福”的名义。倘若赫胥黎在此，我想他也一定会问：“你们的幸福怎么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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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丹所谓的幸福正是以自由为代价的。而一个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份无从选择的幸福不是幸福，不丹人民充其量也只是“被幸福”的。

而如果这算是“一百步”，那今天流行的幸福指数又何尝不是“五十步”?从环境、健康、经济各方面以指标去考量幸福，并针对次对各国政府进行排名，这是否又在提倡“不丹式幸福”?

幸福一定是以自由为根基的。那么，对幸福，政府又该如何做?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曾写道：“人生而享有造物主所赋予的权利，包括平等的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在这个千锤百炼的宣言中，美国始终只承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绝不涉及幸福本身，保证自由，但绝不保证结果。因为他们明白，每个人只有通过内心的自省和探索，个人的奋斗与追求，才能真正的实现幸福，而政府的责任，则是尽最大努力保障人们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的“在自由的道路上获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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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的基础是平等。人生在世，向来存在各种偶然性。西部农村的孩子与东部城市的孩子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跑线上的差距注定存在差距。而此时，便需政府保障他们各自平等的权利，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拉平起跑线上的差距，这也正利于实现各显所长，各尽其用。这样的社会，平等得到更好保障，平等地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也更加名至实归。使罗尔斯口中的“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义得到落实，离大同社会又更近一步。

多元化的社会，幸福尽可千姿百态，大相径庭，但通向幸福，终究是一道窄门，门头刻着自由，门下印着平等。

今天与其费尽心思隔靴搔痒地揣测幸福，不如去评判一个社会的自由、平等、正义、开放来得更加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