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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演讲3分钟（20篇）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奋进史、斗争史，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党史，不但要勤学，更要善思、实践、深悟，做到入脑入心，方能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以学促思，学思结合方能有所获。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学习应是一个全面系统的过程，学就要学得透彻，想更要想得明白。党史学习要注重学思结合、学练结合，既要学好“教科书”，也要多看“课外书”；既要做好“练习题”，也要答好“思考题”。要立足于关于党史学习的指定书目，把里面的内容学深、学透、学好。此外，在学好“教科书”的基础上，还要利用好党史故事、红色影视金曲、红色教育基地、老党员口述党史等各种“课外书”，进一步丰富党史知识，拓展知识面。“学而不思则罔”，有了充足的党史知识，才能启发思考、提炼智慧、凝聚思想。
以思促践，思践并重方能有所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对思想的检验。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各种先进的理论层出不穷，而这些理论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实践、“思”“践”并重的过程。老一辈革命家通过不断思考探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断创新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极高指导性和实践性的理论成果，一次次照亮了党的理论发展史，一步步指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取得非凡的发展成果。学习党史，就要常思、善思，想明白在面对未知和重大抉择时，革命先辈是如何在危机之中育新机、于变局之中开新局以及如何从实践中创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践更加具体有效的，从而从中汲取灵感、借鉴经验，为当前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各项工作、各项实践打开大门。
以践促悟，践悟合一方能有所成。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若说“思”是对学习的再凝练，“践”是对学习的再深入，那么“悟”则是对学习的再升华，而理论创造创新恰恰离不开“悟”的过程。鉴古而知今，学习党史，是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而要走好这条路，就要不断深化“悟”的过程，既要悟原理，也要悟方法、悟思想、悟经验。明悟党史，才能在前进的途中拨开重重迷雾，坚定方向。要结合当前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本行业、本领域、本地区的重点工作部署和发展目标来强化实践，边行边悟，践悟相合，从而推动更多的理论创新，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贺龙带部队，向来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爱兵如子。他说:“要用兵，就要爱兵。”他不仅这样教育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做爱兵的模范。
1928年冬，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某部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到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尖大一点盐巴，给贺龙专门炒了一碗有盐的辣椒。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椒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笑着说:“我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1935年长征途中，贺龙跟随红军过川西草地，粮食供给几乎断绝。饥饿、寒冷、缺氧，加上时雨时雪的恶劣天气，战士们身体虚弱，伤病员增多，许多同志甚至牺牲了，贺龙心如刀绞。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炒面全部分给了战士，将别的部队支援的牦牛肉也让给了伤病员。贺龙还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掘草根、抓鱼、抓青蛙、抓蚂蚱等。当连野菜草根都很难找到时，他又号召大家寻找前面部队丢下的马骨头和牛皮，并且亲自教战士们煮皮带和皮鞋。为了抓鱼，贺龙亲自动手制作了一根钓鱼竿，他几乎是“竿无虚发”，可是回到总部，滴水未进的贺龙却故意腆起肚子说:“我有这根鱼竿呢，饿不着!”接着把钓来的鱼都分给了战士们。贺龙就是这样，他先人后己、关心战士，在困难面前总能以乐观、幽默的状态鼓舞大家，在缺粮少食的境地里以对战友的深情厚谊感动着大家。
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生活条件极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接着他派人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工兵连住。
贺龙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从不特殊。他坚持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和支部活动。有时候，同志们考虑到他工作繁忙，开党小组会就不通知他。他得知后生气地批评说:“开小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是共产党员就要过组织生活，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对的。在长征途中，我和马夫、伙夫编在一个党小组，马夫担任组长。他叫我张贴标语、搞宣传，我非常高兴，提起糨糊桶就走。今后你们也要分配我参加一些活动和工作。”
故事发生在广东中山县(现中山市)的一个广场上。时间约在1943年。当时，一队日本兵驻扎在那里。
一天，几个日本兵在喂马，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好奇地远远望着这些高大的马匹。日本兵拘捕了他，审问不出什么名堂，便对小孩说:“皇军写几个字，你照着写了，我们便放了你。”一个日本士兵蹲在地上写了“日本战胜中国”这六个字。小孩接过日本兵的石块，蹲在地上也写了六个字“中国战胜日本”日本兵唧唧喳喳讨论了一会，估计小孩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一个日本兵又重新写了一遍“日本战胜中国”，指着这几个字朝小孩嚷道:“要按我们的意思去写，懂吗?否则，枪毙枪毙的!”小孩拿起小石块，重写:“中国战胜日本“。日本兵暴怒,用马鞭抽打小孩，还把他捆绑在木住上。过了一夜，日本兵把小孩放了。可第三天又把他抓了回去。原因之一是小孩的家人“顽固不化”，家长没带孩子向皇军“认罪”。于是又在木住上将小孩捆绑了一天，然后押送到了监狱。经过近一个月的关押折磨，小孩已经
小孩的名字叫郑振华一-假如他还活着一-现在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伯伯了...
小朋友们，抗大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有文化的干部奇缺，所以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担任着教员的工作。象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经常走上讲台，认认真真的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我党我军青年骨干讲课。
主席爷爷最爱说的是哲学，尤其爱讲辩证唯物论，那深奥的道理啊，到了主席爷爷他老人家的嘴里，那可真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广大学员都激动地说：“原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也这么简单啊。我还以为有多难呢。都是主席讲得好啊。”
一次，敬爱的总司令朱爷爷给大家来讲《党的建设》这一课。课堂上有同学给朱爷爷递条子，想听听国际形势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最新关系。朱爷爷一打开这国际形势的话匣子，就停不下了，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下课时间快到了，可党的建设还没有开讲呢。朱爷爷为了节约时间，就念起了讲稿。
这时康克清奶奶站起来向朱爷爷开了一炮。康克清奶奶是谁啊？她就是朱爷爷的革命伴侣，就是爱人，又叫老伴。不过那个时候，康克清奶奶可不老，她才二十七岁，年轻漂亮着呐。只见康奶奶气呼呼地向朱爷爷嚷了起来：“讲课不能念讲稿。念讲稿，谁不会？我也会念。”当时同学们就制止了康奶奶：“让朱总司令讲下去。”
过了几天，党支部会上，同学们都严厉的批评了康克清奶奶 —— 你和朱老总是夫妻，关起门来咋吵、咋讲、咋整都没事，可是你不能把情绪带到课堂上来，你不能在课堂上这么说。这样就是不尊重老师、不尊重领导、不尊重上级、不尊重组织，还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
康克清奶奶虚心诚恳地接受了大家批评，表示以后一定注意。
我们都要学习康奶奶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品德。
这些天，我读了一本关于党史的书。使我再次走向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重温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我终于明白并体会到了中国的新生政权——共产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革命，是在混乱的年代为人民开路的。彭德怀、林彪、朱德等一大批将帅在毛主席的指挥带领下，运筹帷幄，在无数个昼夜统领军队为人民求解放。
红军从1928年左右开始，范围不断地在国内扩大，塑造了许多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一心只为革命的胜利。
最令人难忘的是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了，饥寒交迫再苦，可以忍受;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铁索桥再险，也可以征服它。是的，我们在这次长征中的绝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党员，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走完了长征。
书看过了，然而书上感人的一幕幕使人感叹、催人奋进的情景却时时出现在眼前。想到自己生活在祖国的怀抱里，条件如此优越，却怕苦怕累不能持之以恒发奋学习，真是太不应该了……我要感谢党史中的优秀人物，他们使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激励我奋发向上，并不断攀登学习上的高峰。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演讲的名字叫《鸡毛信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爸爸，拿出一封信，要海娃马上给八路军送去。这封信上粘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最紧急的信呀!
海娃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地看见来了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到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拴在羊尾巴下边，大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来，鬼子就来到了身边。
“小孩，你的干什么的?实话说，不然杀了你!”
“我是放羊的嘛，呜呜呜，我是放羊的嘛。”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哭起来。
鬼子看了看这群羊，来了坏主意。他把羊都扣了下来，海娃呢，被逼着给他们赶羊。
天黑了，敌人来到一个小山村。村里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颗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就叫黑狗子们去杀羊。一个歪嘴黑狗看中了那头老绵羊，上来就抢。海娃眼看自己心爱的羊被拖走杀掉，恨死了敌人。可他更担心鸡毛信，它就绑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啊!
老绵羊好像看出了海娃的心思，四条腿往地上一撑，歪嘴黑狗怎么也拉不动，累得出了一身臭汗，只好去抓别的羊。海娃总算放了心，又在盘算着怎样逃走。
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着大洋刀，带着队出发了。还没走过几个山头，只听”轰”的一声，走在前面的几个黑狗子倒在地上。原来他们踩上了民兵埋的地雷。海娃真想笑，可没敢笑出来。
“小孩，你的前面的开路!”鬼子是要海娃赶着羊，在前面踩地雷。这里的路海娃太熟悉了，他把敌人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敌人都气喘嘘嘘的，越落越远。
“小孩，你慢慢地开路!”海娃干脆飞跑起来。
叭!叭!鬼子开枪了。海娃一头倒在草丛里。他知道，这里离八路军住的地方不远了，就大声喊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
果然，八路军叔叔开火了。海娃一高兴，爬起来就想跑，刚跑几步，就昏倒了。一个八路军叔叔忙跑过来：”唉呀，这不是海娃吗?”
海娃睁开眼，吃力地说：”叔叔，羊……老绵羊……鸡毛信……尾巴……”话没说完，又昏过去了。
等他醒来时，他已经睡在热炕上了。八路军叔叔告诉他，靠着那封鸡毛信送来的重要情报，八路军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好多鬼子和伪军。八路军叔叔又送给海娃刚缴获的两个牛肉罐头。海娃的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当您走进位于河北隆化县城的一座烈士陵园，一个场景立刻会展现眼前―――身着军装的他，昂首挺胸，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紧握拉开的导火索，英勇无畏，气壮山河……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董存瑞。
今天，就让我们在烈士的铜像下，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
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正对隆化中学发起第二次总攻。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董存瑞看到战友的伤亡，再次挺身请战。“你已经几次完成爆破任务了……”不容副连长说完，董存瑞抢着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现在隆化还没有解放，怎么能算完成任务呢?”副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对董存瑞说：“好，你去吧，千万要注意隐蔽。”董存瑞紧攥拳头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桥型暗堡里，敌人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耳边掠过。但董存瑞沉着机智，仍在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就伏下不动。敌人的机枪稍一停，他就飞似的向前跃进几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又集中朝他打过来，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但他仍抱着炸药包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董存瑞急得直攥拳头。
这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大批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块被推开了，子弹像急雨一般向冲锋部队射去。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不行，必须马上把暗堡炸掉，否则有更多的战友要倒下，也会影响整个战役。想到这里，董存瑞毅然决然地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型暗堡，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巍然挺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就听董存瑞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刹那间，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歌声回荡在陵园的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谢谢大家!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
“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
“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
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
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
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
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前几天，我翻阅了一本书，《党史》，我深有感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历史悠久，讲述了著名建筑和为了集体为了胜利而不怕牺牲地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爱国英雄们，比如黄继光、丁佑君等，让我知道了新中国都是他们的鲜血换来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夕阳;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土地;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国旗;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我影响深刻的是丁佑君的故事，丁佑君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作为一个年轻的gcd员，被调到了到处是恶霸的地区，恶霸们把她抓去，每天用鞭子狠狠抽打丁佑君，把丁佑君大的血迹斑斑，身上全是血痕，但丁佑君死活不告诉恶霸gcd在哪里，最后被残忍杀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怀着信仰的心情满怀情调的唱起了国歌!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实践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一次，彭德怀穿便衣到北海公园游园。但公园的园门却挂了一块“休息”的大牌子。正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他被迎进了门。原来是警卫部门为安全故作铺排。彭德怀知情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随即，他扭过头边走边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
地位显赫如彭德怀照理说安保铺排理所应当，可是彭老总以民和党的荣誉为第一要务，不铺排不摆阔，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彭老总就是通过这样一件小事，教育了所有人要树立怎样的群众观。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阻止红军突围，集中了大量兵力和飞机实行围追堵截。这样，红军就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军。林伯渠同志当时是红军总供给部长和总没收委主任，可以想象，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的繁重！为了保证部队供应，他还要经常亲自带领战士去打土豪。为了保证他的工作，也适当地照顾这位已经年近半百的老战士夜间行军，组织上从缴获的几盏马灯中给他配发了一盏。然而，林伯渠同志从没有将这盏小马灯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
一天夜晚，部队正在翻越四川天全境内的一座名叫老虎岭的大山，突然前面传来“哎哟”一声，林伯渠急忙问询，是前面有一条溪沟，一位小战士过沟时不慎掉了下去。林伯渠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举着马灯一照，只见山沟足有一丈宽，沟上面仅搭着一根树，朝下看，黑咕隆咚不见底，隐隐传来流水声。这时，只听见从下面传来了小战士的声音：“我还活着，我看见小马灯了！我看见小马灯了！”听到那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喊声，林伯渠一边安排搭人梯，一边找来绳子吊马灯。只见马灯顺着人梯走，人梯随着马灯行，终于把小战士拉了上来，挽回了一条生命。
这时，只见林部长手持木棍举马灯，照着独木桥大声果断地下命令：“快，迅速过桥！”这可急坏了警卫员小邓，搓着双手心急如焚。“林部长，您这要举多长时啊？”“不管时间多长，都要保证战士们过桥无险情。来，我们两人轮流举，20分钟为一轮”。只见马灯光下战士匆匆过桥，足足过了4个钟头整，等到部队全过完，已是午夜时分。林部长这才带着警卫员最后一个踏上征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全部到达两河镇。迎面走来朱德总司令，拉住林部长笑盈盈地说：“辛苦您了，有一名女战士要为您唱首歌，她就是小战士的老乡李坚真。”
这时只听掌声起，一曲山歌响入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周总理的两把椅子，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从病重到去世使用过一把特制的椅子。
197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找到我说：“总理叫我来找你，他有事要见你，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们当即驱车来到北京305医院。总理把我叫进他的病房。走进总理的病房，只见他坐在一张布面的沙发椅上，椅子右边地上有个瓶子与他身上的管子相连，里面有多半瓶的血水……
见到我，总理说，“倪志福同志，我一天到晚只能坐在这把椅子上，很难受。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把椅子，像飞机座椅那样，靠背可以放下来，让我能够躺一下。”我说：“总理，我给您设计一个全自动的吧，您按一下电钮就行。”“不用，你设计一个用手摇的就行了。”总理说着指着面前的一张藤椅说：“这是毛主席专门从湖南给我捎来的，但是靠背稍矮了点，你做的椅子比这个稍高点。”
那天我哭了，我没有想到总理病得这么重。回到家里，我连夜为总理设计了一把椅子。设计图纸一出来，我就立刻赶往当时的北郊木材厂，和一位姓毛的工程师用最快的速度赶制出一张左边一摇可以躺下来、右边一摇脚部可以抬高的椅子。送到总理那里，总理试了试，很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如果能再宽一点，我都不想下来，就在上面睡觉。”于是，我们连夜又为总理做了一把更宽一点的椅子。总理说：“谢谢你们帮我做了两把椅子，不过花费的钱应由我自己出。”
听说总理直到去世，坐的都是这把椅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