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学会感恩，那就是让你懂得你的生命不是你一人所有，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也不单属于你个人，请珍惜你个人生命的同时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珍惜他们为你的努力和付出——题记自从我们听惯了孔融让梨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便习惯于将“感恩”定义为“对父母、长辈的感谢之情”，殊不知，这一简单的定义令忙于奔波的我们失去很多很多，若想挽回，且听我细细道来。

据说有一次罗斯福家里失盗，被偷去了许多东西，一位朋友闻讯后，忙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好，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失盗绝对是不幸的事，而罗斯福却找出了感恩的三条理由。在座的你，如果你是当时的罗斯福，恐怕是不会理会朋友的安慰，为追查而无法冷静甚至都不会拆开朋友的来信，或许对当时的你来说，立即拿回财物、将小偷绳之以法才是当务之急。我不反对这想法有什么过错。但是也该想想，是否有必要以这些财物作为不理其他事务的理由？

若是，则会令你失去更多：过度焦虑而精神不堪重负、许多事务被耽误而亏损、久了又有些人开始以耽误事务为由找总统的麻烦……生活中许多损失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踵而至，而这减小风险又花繁求简的根源，恰巧来源于“感恩”所带来的释然。生活中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有很多，只是目前疲于忙碌的我们难以用清晰的视角去认知值得我们感恩的事物，于是，太多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所有，那被红尘所污染的双眼执意于无限的争夺之中，却唯一得不到容内心消遣之处，结果应和一位哲人所说的话——“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由此可见，“感恩”的曲解带来的损失是何其多啊。“小到我们身边的陌生人，大到无数个社会群体，他们都曾有形或无形地帮助过我们……”这句老掉牙的训诫尽管我们熟知，但始终无法贯彻到我们的生活中。因此与其是我们曲解了“感恩”，倒不如说是毫无从实际出发的“感恩精神”引导了我们对感恩的曲解。

对自然的感恩，就是从我们节约用水、不乱丢垃圾开始；对社会的感恩，就是从我们乐于助人、善待他人开始；对自己的感恩，就是从我们懂得珍惜、多给内心休息机会开始……请用“感恩”的眼光看生活吧，你将会得到更多宝贵的财富！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契而不舍地刻苦练习，终于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超逸绝伦的高峰，被人们誉为”书圣”。

王羲之13岁那年，偶然发现他父亲藏有一本《说笔》的书法书，便偷来阅读。他父亲担心他年幼不能保密家传，答应待他长大之后再传授。没料到，王羲之竟跪下请求父亲允许他现在阅读，他父亲很受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真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划写，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有时练习书法达到忘情的程度。一次，他练字竟忘了吃饭，家人把饭送到书房，他竟不加思索地用摸摸蘸着墨吃起来，还觉得很有味。当家人发现时，已是满嘴墨黑了。

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是翰林院学士，人们都称他为苏学士。苏东坡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好，诗词也作得好。但知识再丰富的人也不可能会知天下事，所以他有时候也不免要出点差错。

有一天，苏东坡拜见当朝宰相王安石。相府仆人把他领进王安石的书房，说是宰相大人外出办事，马上回来，请苏学士用茶稍候。等了一会，主人还不回来，苏东坡便信步走到书桌旁，见桌上摊着一首咏菊诗。这首诗没有写完，只写了两句：

“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看了，心里不由暗暗好笑起来：“西风”明明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而菊花从来就敢于顶风傲霜，最能耐寒耐冻，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大错特错了？想到这里，苏东坡诗兴大发，不能克制，就提笔蘸墨，信手续写了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东坡搁下毛笔，又待了一会，见主人还不回来，便起身告辞了。再说王安石回家后，到书房见了苏东坡的那两句话，只是摇了摇头，并不与苏东坡计较。

后来苏东坡降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

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九九重阳天气，连连刮了几日大风。一天，风停歇后，苏东坡邀请了几个好友到郊外赏菊。只见菊园中落英缤纷，满地铺金，一派西风萧瑟的景象。这时，苏东坡猛然想起了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情来，不禁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恍然悔悟到自己过去闹了笑话，连忙提笔给王安石写信认错。

　　列宁在中学里学习，功课很好，各科成绩都是五分，年年得到一等奖。他十七岁中学毕业的时候，还得了金质奖章。

　　老师指定的家庭作文，常常规定两个星期交卷。许多同学往往拖到交卷前一天的夜里，才匆匆忙忙地写出来。列宁不是这样，老师指定了作文题，他当天就动手。他先拟好作文提纲，接着就打草稿。他把打草稿的纸竖着对折一下，分成两栏，在左边一栏里打草稿，并且根据提纲的次序在草稿上标出号码。在右边一栏里，写上许多引文，或者补充许多新的内容。快到交卷的日期了，他就根据右边一栏的材料修改草稿，再写在另外的纸上。最后，他把修改好的稿子清清楚楚地誊在作文本上。

　　列宁打草稿用铅笔。他把铅笔削得尖尖的，草稿上的字笔划很细，又清楚又整齐。

　　那个中学的校长就是列宁的语文老师。他常常称赞列宁的作文成绩好。他对列宁的母亲说，列宁作文肯用心思，考虑得很周密;写的文章内容丰富，很明确，很简洁。

　　春秋时，齐国的大臣鲍叔牙结识了管仲，两人成了好朋友。之后，鲍叔牙将管仲推荐给了齐桓公，使管仲做了齐国的宰相。

　　有一次，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去看他，握着他的手问：“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万一你一病不起，谁能够替我管理国家呢?”

　　管仲叹了口气说：“可惜宁戚早死了。”

　　齐桓公说：“我想任用鲍叔牙，你看怎么样?”

　　鲍叔牙是元老重臣，又是管仲的朋友、大恩人，不料管仲说：“鲍叔牙虽说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您不能让他做宰相，管理国政。因为他对别人的过错老是记在心理。这谁受得了?做相的人，度量不大一些怎么行呢?”

　　事后，有奸诈小人到鲍叔牙面前去挑拨。鲍叔牙听了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说：“管仲忠于国家，不讲私人交情，这正是我推荐他的缘故啊!”

　

矛盾

李国文

1830年，81岁的歌德对他的朋友爱克曼，毫无顾忌地说出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位老人没完没了地埋怨，一直啰嗦到1832年3月22日逝世才闭上嘴。

《歌德谈话录》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大师的这种情绪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被当时的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

（冯国伟摘自《南国都市报》2012年11月27日）

爱书人

孟祥海

著名学者曹聚仁在香港时，生活比较潦倒，住在一间在阳台上搭建的石屋里。他在港20年存积的各类书籍没地方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用塑料布盖着。

曹聚仁在石屋一住就是9年。临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偷书，他大喜：“这回总算遇到爱书人了，我一定把他视做知音留下来，并请他喝酒。”哪知令曹聚仁大囧的是，用手电筒一照，那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原来是收破烂的。曹聚仁连忙向其说明，这些不是论斤卖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然后送了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

（它山石摘自《太原日报》2012年11月30日）

啊、哟、呸

郭沫若、郁达夫文风热情奔放。达夫好于文中连用“啊啊”，沫若则善用“哟”字，如“妻哟”“仿吾哟”之类，取二君作品验之，随处可见。吴稚晖笔调辛辣，亦有一习惯，喜于文中连用“呸呸呸”，读之声容并茂。有好事者乃作一诗调侃三公，末二句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正副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傅斯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人来访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的客人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无度

苏曼殊饮食无度。一次，到易白沙处做客，一顿饭总共吃了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数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他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致如此，便热情邀他明日再来赴宴。苏却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外号

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的女儿马珏考入北大政治系后，被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不少男生背地里便称呼马幼渔为“老丈人”。

（以上4则摘自团结出版社《原来如此2：温故1912－1949》一书，图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书间精灵——中国当代藏书票精品》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