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少年时代就有一句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一道迁进了北京“清华园”。当时，小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虽说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小振宁很懂事，当他的弟弟妹妹出世以后，就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让妈妈安心做家务事。
　　有一天，小振宁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吃罢晚饭后就闲谈起来，谈天论地，说东道西。小振宁那时只有七八岁，对客人们的谈话虽不十分懂，但明白他们说的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话。
　　“振宁，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愿意做大官吗?”一位客人关切地问，他希望从振宁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你是不是想做大官?”小振宁的母亲也故意问。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本账。
　　原来，这几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振宁他们家的几位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在那个年代，天下做父母的大都巴不得自己的子女，让亲戚们拉一把，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杨振宁的母亲在那个守旧的岁月里，却不以做官发财为然，而是经常激励儿子勤奋读书。
　　“我长大后不做官，我要比洋人强!”振宁的回答很干脆。母亲快意地笑了，客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几位亲戚看到振宁他们家太贫寒，想让振宁做官发财，没想到振宁的回答和他母亲一样。
　　“我要比洋人强”这句话并不是振宁信口开河，而是有来由的。
　　有一天，小振宁在大街上踽踽独行，捡起一片片被秋风扫落的梧桐树叶，用枝条穿起，准备拿回家烧火煮饭。突然，从一个十字路口冲出一辆人力车，拐弯的时候因车速太快，差点撞到前面那棵梧桐树上，于是车夫身子向后倾斜用力将车停了下来。
　　“快，快，他妈的!”车上的洋人破口大骂。
　　那车夫骨瘦如柴，浸透汗水的单衣印着凸出的脊骨，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车夫正在调正车前行的方向时，洋人又骂起来，用黑色的皮鞋蹬着车夫的脊背。车夫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起步前行，那洋人又骂骂咧咧：
　　“病夫，病夫，东亚病夫!”
　　小振宁在那棵梧桐树下，见到了这一幕。起先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为这车夫的委屈而不平，又为车夫受到侮辱而难过。顷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洋人，充满了恨，随手捡起一块砖头，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向洋人投去，可是车已经走远了。
　　小振宁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为什么洋人要用皮鞋蹬中国人的脊背，为什么洋人要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小振宁带着愤怒的疑问，疾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他想从妈妈那里得到解答。
　　小振宁快到清华园大门时，又见到了一幕。一个佝偻着背的盲人乞丐，身穿像落叶一样串缀而成的单衣，一手托着破碗，一手拿着细长的竹棍在地上敲敲点点探路，十分缓慢地走着。几个持枪的洋人耀武扬威地迎面走来，快要接近盲人时，他们见盲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没有让路。持枪的洋人不由分说，用枪上的刺刀挑飞盲人的竹棍，就在盲人弯腰伸手去摸竹棍时，洋人的铁蹄早已重重地踏在盲人手上了。那盲人痛得直叫，洋人却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时，小振宁向盲人跑去，慢慢扶起他，又拾起竹棍递到他的手上。“穷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要受洋人的欺侮?”小振宁心中又生起了疑团。
　　小振宁回到家里，把在街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洋人为什么要欺侮中国人?”
　　在军阀混战、洋人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小振宁当然不能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小振宁在街上见到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已有了淡淡的阴影。
　　“洋人手上有枪啊!”妈妈只回答了一句。小振宁望着妈妈那苦楚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一些，便捏紧拳头，大声地对妈妈说：
　　“我要比洋人强!”
　　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从内心感到高兴，搂着儿子，说：
　　“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比洋人强!”
　　振宁说得到也做得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后，安徽也相继沦陷了。振宁冒着敌人的炮火，随着千千万万不甘屈服在敌骑之下的中国新青年，跋涉到湖南长沙，苦读在岳麓山下。而后，他又攀山越岭辗转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监造者费尔米教授，曾这样评价：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结识他，深以为荣。”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世时，每与他的门人讨论到中子与核子的许多科学问题时，他常悄悄地笑着说：
　　“让那个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比你我还清楚。”
　　昔日被洋人诬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儿子，今天成了世界科学的巨匠。杨振宁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英勇抗敌，机制灵活，服从指挥等等许多词，都可以让他代言，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杨振宁。

他不帅气，却有英雄的气概；他没有高强的本领，却敢于在阵上冲锋；他没有读过书，却有过人的才智。

在险峻的威虎山上聚集着一群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匪帮，这群以座山雕为首的匪帮打家劫舍，公然与革命作对，是阻止革命事业前行的一块大石头。要想给嚣张的反革命者以威慑的力量，就要想办法除去威虎山这块心头之患。然而这想法似乎是遥不可及的，红军只有小米加步枪，而敌人却有精良的装备。如果硬碰硬的话，就像是用鸡蛋碰石头一样。正在红军战士们垂头丧气要撤退之时，杨振宁挺身而出，献上“离间计”。组织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让他深入虎穴，做最后一搏。

杨振宁杀掉威虎山上的一个头领老九，扮成他的摸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座山雕的大殿，座山雕不知他是真是假，便让他去杀红军。杨振宁装成大战一场的样子杀入红军阵中，实际上他是去报告了，红军听了杨振宁的话，便让人装成追兵的样子将他杀退。座山雕还是不相信杨振宁，便派耳目去盯梢，可杨振宁又设法除掉了座山雕身边的大将和亲信，使他势力单薄。当座山雕发觉不对劲，派人去杀杨振宁时已经迟了。红军占领了军火库，可哪知座山雕早有准备，逃入密道，杨振宁随后追来，在密道中与座山雕同归于尽。

杨振宁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了。正因为有了这些英勇无畏的人，新中国才能成立。他们用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他们都是中华好男儿。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名人故事：邓稼先，杨振宁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欢迎各位读者的阅读。

　　名人故事：邓稼先，杨振宁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2012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晚宴上高朋满座，校长沈祖尧正与他"小学时课本故事里的人物"——本场晚宴的主角寿星杨振宁同桌吃饭。2012年10月1日是杨振宁90岁生日。

　　着粉色衣裙的翁帆和丈夫携手切着蛋糕，她已经36岁了，微卷的长发透着成熟风韵。90岁的杨振宁则一身黑西装，内着白衬衣，配上一条绛红色的领带，精神矍铄。

　　杨振宁夫妇的两段生活短片在晚宴上播放出来。一段场景在北京清华园，桃花盛开：另一段在香港石澳滩头，海天一色。片中翁帆问杨振宁： "Darling,你今天快乐吗？"杨振宁回答： "我很快乐。"

　　"逃难"式婚姻

　　9年前的冬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去世，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重回清华大学校园，担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丧妻后的晚年生活。

　　给中国的大一新生上课，是杨振宁一直的心愿，但给清华2004级新生第一学期的课未及讲完，他便"被迫"提前结束了。因为他要结婚了。

　　杨振宁与翁帆是2004年11月通过电话订的婚。订婚一个月后，消息对外公布，迅速引起轰动。

　　杨振宁赶忙从北京致电广东，担心翁帆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那时翁帆正与朋友在一家咖啡厅聊天，她有些调皮地对杨振宁说，自己正在"逃难".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翁帆攻读硕士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被海内外媒体包围。翁帆一位同班好友忍不住发了言："你们不要再打扰她了，今天一天，她为了躲避媒体用尽心机，网上有很多不公正言论，令她伤心欲绝，我都替她难过。"

　　杨振宁也需要"逃难".接送杨振宁上课的奥迪A6停在了距离教室20米处，一帮扛着摄像机的台湾记者拥上去，争先恐后地追着下车的杨振宁提问。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登记结婚。杨振宁的传记作者江才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顾虑的杨振宁决定立即和翁帆结婚。

　　登记当天，新娘翁帆直言，与杨振宁的婚事让她倍感压力。

　　2005年年初，杨振宁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这是他婚后首次面对媒体。记者问： "翁小姐那么年轻，您不担心她把您给骗了？"杨振宁答道： "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质疑挥之不去

　　2005年春节，翁帆跟随杨振宁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茶话会，这是杨振宁夫妇首次公开亮相。杨振宁特别请翁帆用粤语替自己做了一次讲话，翁帆播放了一盘丈夫精编的录像带，里面有两人相识、相爱的一些照片。

　　翁帆在台上称赞先生身体健康： "10年后重逢，我曾担心杨先生是不是需要别人扶着走路，见面后才发现，原来杨先生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现在我们经常一起看影碟，但我发现，杨先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聪明，有时候他对剧情的理解比我还慢……"

　　一年多后，杨振宁在新加坡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可我今天跟10年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走得慢，因为如果他走得太快，出问题时，他反应会不够快。而现在，我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时，会拉着她的手，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因为翁帆来了，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一次，不再教书的杨振宁携翁帆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款。由杨振宁担纲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为吸纳世界一流学者，亦需世界一流的资金支持。孰料知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钱面前，也曾铩羽而归。

　　让杨振宁烦心的还有外界对他婚事的质疑，久久挥之不去。2006年年初，《亚洲周刊》一篇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就让杨氏夫妇动了气。

　　"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她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却指名道姓，用非常尖刻的话骂我们。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说。

　　不久，杨振宁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也在《亚洲周刊》上发文，认为平路的文章"嘲笑和辱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用了多种语言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夫妻二人在文中称，他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他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我108岁时翁帆54岁"

　　2006年杨振宁、翁帆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主持人曾月丽直言，在公众场合，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环境。

　　翁帆欠身一笑，说：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有好多记者围着我们……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就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要参加一些活动，要开会。"

　　婚后几年，陆续有翁帆怀孕的传闻。谣言散布者在网上说： "翁帆怀孕3个月，杨振宁向媒体证实。"另有虚假报道称： "杨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头骄傲地高高昂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

　　来自全世界的恭喜电话在不同年份打至杨家。这让杨振宁夫妇哭笑不得，按网上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假消息，翁帆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翁帆闺中密友孙颖在征得杨振宁夫妇同意后，委托博客独家辟谣，称此类消息就像每隔一两年就要传出"王菲要复出了"一样……

　　201 2年春季，杨振宁在广东与妻子翁帆十指相扣，同游大学校园的照片走红网络。

　　照片上的杨振宁穿着粉色衬衫，力展年轻姿态，倒是36岁的妻子穿着黑色连衣裙，与8年前的少女模样大不相同了。

　　有记者此前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他们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翁帆明显成熟了，在公众面前更加舒展，可以开怀大笑，一反过去一露面就微蹙眉头的样子。

　　杨振宁说自己查过资料，美国88岁的男人一般可再活5年。"这几年翁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久。"杨振宁2010年88岁"米寿"时称， "我要活到‘茶寿’108岁，翁帆那时54岁，风韵犹存。"

杨振宇，1922年出生于文化艺术之乡——安徽太和县。自幼酷爱书画，师从张鹏侣、赖少其等大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华海书画院院长、浙江丽州画院特聘名誉院长。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先生去年给河南南阳地区的一所中学发来赠言:“荀子曰:‘制天命而用之。’谨以此言赠桐柏县方树泉中学。”寄语简练深刻，令学校师生异常兴奋。 “制天命而用之”一语出自荀子《天论》一文。原句是:“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顺从天而歌颂天，哪里比得上掌握自然的规律并利用它呢?在荀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自然、掌握自然、改造白然的能力十分薄弱。占领人们头脑的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约不可知的万能的神，摆弄着人类的命运，什么生存死亡，富贵贫贱，智慧愚笨等等都由“天命”决定。

人们只能听天由命，被“天命”牵着鼻子走，在自然界面前束手无策。历来反动统治者借此故弄玄虚，自称“受命于天”，残酷地剥夺和压榨人民。 荀子则不同。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宿命论。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架亡。”自然界的变化是有其本身的规律的。“天命”是指自然变化的规律，人们能够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杨振宁先生向方树泉中学师生推荐荀子的观点，对现代不少中国同胞都是有用的。 方树泉中学所在的桐柏县，1991年遭受大水灾。得到香港同胞方润华先生的资助，建立了一所初级中学。该校师生没有听天由命，既不求神拜佛，也不请风水先生，而是艰苦奋斗，取得了教学质量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 然而，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有些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殷周、战国时期，总认为有一种超白然的力量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的命运。

君不见，有的企业出巨资在办公楼前竖起财神的塑像; 有的茶馆、饭店供起神佛;有的借口风水不佳毁坏大地测量标志;有的为神怪洞府大兴土木，请来“阎王小鬼”让人观光;有的贩卖皇历及迷信书籍;有人甚至宣称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掌握在他们手中。种种迷信活动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界规律的了解、对科学的追求，有形无形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不能忘记，19世纪末，义和团同胞念咒请神未能抵挡住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今日的中国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真正做到认识这一条，做到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使中国稳步发展。这也许就是杨振宁先生寄语的用意。

　　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肥西县)，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个名人，—个普通人，为原子弹流的眼泪里饱含着—样的乡情。
　　杨振宁第—次回中国时拜访了老同学，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杨振宁离开中国的那天，邓告诉他中国两弹的制造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杨振宁说他当时听了激动得不能自已，躲到洗手间去流泪。这事大概很多人知道。
　　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公共汽车上只有白人能坐前面的位子，黑人和其他有色种人得坐在后面。某天，—个台湾人上车后习惯性地往后走，白人司机叫住他说：“中国人会造原子弹，所以您可以坐前面。”
　　这位同胞—下车，找个无人之地痛哭了—回。—个名人，—个普通人，为原子弹流的眼泪里饱含着—样的乡情。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少年时代就有一句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一道迁进了北京“清华园”。当时，小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虽说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小振宁很懂事，当他的弟弟妹妹出世以后，就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让妈妈安心做家务事。

　　有一天，小振宁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吃罢晚饭后就闲谈起来，谈天论地，说东道西。小振宁那时只有七八岁，对客人们的谈话虽不十分懂，但明白他们说的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话。

　　“振宁，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愿意做大官吗?”一位客人关切地问，他希望从振宁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你是不是想做大官?”小振宁的母亲也故意问。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本账。

　　原来，这几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振宁他们家的几位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在那个年代，天下做父母的大都巴不得自己的子女，让亲戚们拉一把，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杨振宁的母亲在那个守旧的岁月里，却不以做官发财为然，而是经常激励儿子勤奋读书。

　　“我长大后不做官，我要比洋人强!”振宁的回答很干脆。母亲快意地笑了，客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几位亲戚看到振宁他们家太贫寒，想让振宁做官发财，没想到振宁的回答和他母亲一样。

　　“我要比洋人强”这句话并不是振宁信口开河，而是有来由的。

　　有一天，小振宁在大街上踽踽独行，捡起一片片被秋风扫落的梧桐树叶，用枝条穿起，准备拿回家烧火煮饭。突然，从一个十字路口冲出一辆人力车，拐弯的时候因车速太快，差点撞到前面那棵梧桐树上，于是车夫身子向后倾斜用力将车停了下来。

　　“快，快，他妈的!”车上的洋人破口大骂。

　　那车夫骨瘦如柴，浸透汗水的单衣印着凸出的脊骨，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车夫正在调正车前行的方向时，洋人又骂起来，用黑色的皮鞋蹬着车夫的脊背。车夫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起步前行，那洋人又骂骂咧咧：

　　“病夫，病夫，东亚病夫!”

　　小振宁在那棵梧桐树下，见到了这一幕。起先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为这车夫的委屈而不平，又为车夫受到侮辱而难过。顷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洋人，充满了恨，随手捡起一块砖头，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向洋人投去，可是车已经走远了。

　　小振宁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为什么洋人要用皮鞋蹬中国人的脊背，为什么洋人要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小振宁带着愤怒的疑问，疾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他想从妈妈那里得到解答。

　　小振宁快到清华园大门时，又见到了一幕。一个佝偻着背的盲人乞丐，身穿像落叶一样串缀而成的单衣，一手托着破碗，一手拿着细长的竹棍在地上敲敲点点探路，十分缓慢地走着。几个持枪的洋人耀武扬威地迎面走来，快要接近盲人时，他们见盲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没有让路。持枪的洋人不由分说，用枪上的刺刀挑飞盲人的竹棍，就在盲人弯腰伸手去摸竹棍时，洋人的铁蹄早已重重地踏在盲人手上了。那盲人痛得直叫，洋人却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时，小振宁向盲人跑去，慢慢扶起他，又拾起竹棍递到他的手上。“穷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要受洋人的欺侮?”小振宁心中又生起了疑团。

　　小振宁回到家里，把在街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洋人为什么要欺侮中国人?”

　　在军阀混战、洋人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小振宁当然不能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小振宁在街上见到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已有了淡淡的阴影。

　　“洋人手上有枪啊!”妈妈只回答了一句。小振宁望着妈妈那苦楚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一些，便捏紧拳头，大声地对妈妈说：

　　“我要比洋人强!”

　　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从内心感到高兴，搂着儿子，说：

　　“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比洋人强!”

　　振宁说得到也做得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后，安徽也相继沦陷了。振宁冒着敌人的炮火，随着千千万万不甘屈服在敌骑之下的中国新青年，跋涉到湖南长沙，苦读在岳麓山下。而后，他又攀山越岭辗转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监造者费尔米教授，曾这样评价：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结识他，深以为荣。”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世时，每与他的门人讨论到中子与核子的许多科学问题时，他常悄悄地笑着说：

　　“让那个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比你我还清楚。”

　　昔日被洋人诬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儿子，今天成了世界科学的巨匠。杨振宁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少年时代就有一句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一道迁进了北京“清华园”。当时，小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虽说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小振宁很懂事，当他的弟弟妹妹出世以后，就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让妈妈安心做家务事。

　　有一天，小振宁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吃罢晚饭后就闲谈起来，谈天论地，说东道西。小振宁那时只有七八岁，对客人们的谈话虽不十分懂，但明白他们说的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话。

　　“振宁，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愿意做大官吗？”一位客人关切地问，他希望从振宁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你是不是想做大官？”小振宁的母亲也故意问。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本账。

　　原来，这几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振宁他们家的几位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在那个年代，天下做父母的大都巴不得自己的子女，让亲戚们拉一把，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杨振宁的母亲在那个守旧的岁月里，却不以做官发财为然，而是经常激励儿子勤奋读书。

　　“我长大后不做官，我要比洋人强！”振宁的回答很干脆。母亲快意地笑了，客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几位亲戚看到振宁他们家太贫寒，想让振宁做官发财，没想到振宁的回答和他母亲一样。

　　“我要比洋人强”这句话并不是振宁信口开河，而是有来由的。

　　有一天，小振宁在大街上踽踽独行，捡起一片片被秋风扫落的梧桐树叶，用枝条穿起，准备拿回家烧火煮饭。突然，从一个十字路口冲出一辆人力车，拐弯的时候因车速太快，差点撞到前面那棵梧桐树上，于是车夫身子向后倾斜用力将车停了下来。

　　“快，快，他妈的！”车上的洋人破口大骂。

　　那车夫骨瘦如柴，浸透汗水的单衣印着凸出的脊骨，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车夫正在调正车前行的方向时，洋人又骂起来，用黑色的皮鞋蹬着车夫的脊背。车夫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起步前行，那洋人又骂骂咧咧：

　　“病夫，病夫，东亚病夫！”

　　小振宁在那棵梧桐树下，见到了这一幕。起先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为这车夫的委屈而不平，又为车夫受到侮辱而难过。顷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洋人，充满了恨，随手捡起一块砖头，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向洋人投去，可是车已经走远了。

　　小振宁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为什么洋人要用皮鞋蹬中国人的脊背，为什么洋人要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小振宁带着愤怒的疑问，疾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他想从妈妈那里得到解答。

　　小振宁快到清华园大门时，又见到了一幕。一个佝偻着背的盲人乞丐，身穿像落叶一样串缀而成的单衣，一手托着破碗，一手拿着细长的竹棍在地上敲敲点点探路，十分缓慢地走着。几个持枪的洋人耀武扬威地迎面走来，快要接近盲人时，他们见盲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没有让路。持枪的洋人不由分说，用枪上的刺刀挑飞盲人的竹棍，就在盲人弯腰伸手去摸竹棍时，洋人的铁蹄早已重重地踏在盲人手上了。那盲人痛得直叫，洋人却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时，小振宁向盲人跑去，慢慢扶起他，又拾起竹棍递到他的手上。“穷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要受洋人的欺侮？”小振宁心中又生起了疑团。

　　小振宁回到家里，把在街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洋人为什么要欺侮中国人？”

　　在军阀混战、洋人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小振宁当然不能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小振宁在街上见到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已有了淡淡的阴影。

　　“洋人手上有枪啊！”妈妈只回答了一句。小振宁望着妈妈那苦楚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一些，便捏紧拳头，大声地对妈妈说：

　　“我要比洋人强！”

　　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从内心感到高兴，搂着儿子，说：

　　“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比洋人强！”

　　振宁说得到也做得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后，安徽也相继沦陷了。振宁冒着敌人的炮火，随着千千万万不甘屈服在敌骑之下的中国新青年，跋涉到湖南长沙，苦读在岳麓山下。而后，他又攀山越岭辗转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监造者费尔米教授，曾这样评价：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结识他，深以为荣。”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世时，每与他的门人讨论到中子与核子的许多科学问题时，他常悄悄地笑着说：

　　“让那个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比你我还清楚。”

　　昔日被洋人诬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儿子，今天成了世界科学的巨匠。杨振宁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