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书信》（以下称《书信》），皇皇10卷，洋洋400万言。《书信》收入从1955年6月15日致陈叔通老先生至2000年11月26日致涂元季同志信，共3000多封。《书信》集中地反映了钱学森院士人生道路和科学历程的主要轨迹，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闪耀着为人与治学的时代光辉。

钱学森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历程，在《书信》中得到了集中、鲜明的反映。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在致陈叔通老先生的信中，钱学森倾诉了他的不幸遭遇和爱国情怀，他说：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他已“被美国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回国之用。”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钱学森一家终于在1955年10月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国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战略决策指引之下，受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钱学森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历史贡献。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闪耀着人生道路的历史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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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钱学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历史关键之点。入党后，钱学森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科学技术事业中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他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七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鞠躬尽瘁，谱写了他人生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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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展现了钱学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过程，同时，又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丰富、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书信》中反复地强调指出这些理论要点，深刻地阐明了这些理论要点的科学内涵和实施要求。这就在时代背景中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和重要特征，也为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应循的原则。

《书信》更加突出了钱学森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治学风格。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吸收现代科学的前沿成果，分析、继承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认真总结国内外研究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以及总体设计部等现代科学方法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在世界科学前沿领域中独具特色的探索、创新，而且对推进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书信》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是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11个大的科学部门，而且提出了从这些科学通向人类智慧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1座桥梁，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不同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而是系统科学之哲学层次上的系统论）、认识论、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等。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四个系统、九大领域建设的宏观建议。四个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九大领域是：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学经济建设与人民体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能够坚持把科学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建议把九大领域的建设组成为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这正是他作为大科学家为人与治学辩证结合的完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