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之前，我对中国的总体认识，还是只停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基础上。因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积累了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代表的深厚农耕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史地位。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简单的说，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在我的老家，至今还沿袭着一部分原始的生产工具，比如犁铧、马车、锄头、石磨、水车、水磨、纺车等生产工具，从这些生产工作可以看出，在人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部分农村还沿袭着这些古老的生产工具，充分说明，中国具有的乡土性，从而导致乡土文化的根深蒂固。

　　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农民靠务农为生，而且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的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是在仁、义、礼、智、信的礼教下前行，并不断在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制约中慢慢前行。可以说，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生产生活，是在几千年中国老百姓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战胜自然和一切困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从而推动中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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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家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如果家庭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在中国是一个讲裙带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因素就是家族。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加强社会治理结构管理，但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家庭势力同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势力不可小视，充分说明中国的乡土性。

　　总而言之，要弄清中国的乡土性，就必须要从生产工具、土地、文化、家庭等方面来综合分析研究，找出最具有中国乡土性代表性的因素。在结合社会学有关理论，充分找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讲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乡土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