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我是打小吃苦张大的，可是我没有那么多埋怨，多少的苦，都比不上我有一个很顾家，疼爱我的父亲。有他，足矣。

停电了，出租屋里一片漆黑。我点燃一根腊烛，黄豆般大小的微弱火光在黑暗的包围中摇曳着、挣扎着。烛光中，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多年未归的故乡，那位于湖南耒阳的一个小山村。在一间青砖黑瓦的小屋里，窗外是无边的寒冷的夜与凛冽的风，一盏正在燃烧的煤油灯散发出昏黄的光来。灯下，我和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哥哥正围坐在一起谈笑着。父亲饱经风霜的脸时而微笑，眉心一条清晰可见的“八字”皱纹里挤出了快乐;时而紧皱眉头，心头的结久久不能释怀。青丝里的白发也在灯光的撩动中若隐若现，颤栗着，诉说着……

生育我的小山村属于比较偏远的乡土，直到八十年代末尚未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着煤油灯照明。乡亲们通常所用来驱赶黑暗的煤油灯有三种。一种被称作“马灯”：用铁制成，中间有一个圆玻璃罩，下部是盛油的底座，上部为透气孔。圆罩里有一个可自由调节火光大小的火芯。乡亲们可以提着它到外面行走，不会被风吹灭。第二种称作“台灯”，比马灯简单，亮度也不如马灯，只是一个高玻璃底座上罩着一个薄薄的如葫芦般的玻璃灯罩，灯罩里是可自由调节火光大小的火芯。这种灯一般只有村干部或文化人才用得着，如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民办教师之类。我家所用的煤油灯最简单，不仅比台灯矮小，而且火光也小，并且火芯裸露在外面，没有玻璃罩子罩着。父亲说，有这样的亮度就够了，“你们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节省不少的煤油呢!”

冬季的夜是寒冷而漫长的。我家的屋后是一座立满青松的山头，不时传来呼啸的北风刮过松林的“沙、沙”声;屋旁的小溪，在此时水也大了起来，“哗、哗、哗”地一夜响个不停，在寂静的山村里特别清晰入耳。我们与父亲围坐在桌前，桌下是畏畏缩缩的炭火，桌面上摆着一盏布满油渍的煤油灯，豆大的柔弱火光在昏黄中颤栗着，好像也怕冷一般。农村本来生活单调，在这夜灯瞎火的冬之夜，更是无甚活动可搞。我们吃完晚饭后便在一起闲聊，以此来打发这漫漫长夜。

这时，父亲通常会点燃一支“喇叭”状的纸烟或廉价的香烟，“叭嗒、叭嗒”地吸着，烟雾与昏黄便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嬉戏。这时的父亲，也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但白发已早早地从青丝里钻了出来。但是此时的他，会露出平日里难见的轻松或微笑。不过，父亲与我们的闲聊，绝少会说一些无谓的笑话与闲话，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话题引入以他所要说的领域。如今细细归纳，当年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居然是全面的，几乎包括了文、史、哲等多门学问。

为人处世，是父亲常说常新的一个话题，他经历过的时代多，阅历丰富，又喜欢与村人交往，很多人情世故，他随口都能说出一大把。而我们对这些又颇有兴致，不仅易听易懂，而且都是真人真事，觉得生动有趣。其时，他正好手上有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书名曰：《增广贤文》。此书已严重磨损，黄纸已发毛，字为毛笔竖写并多繁体，不知是那朝那代遗传下来的手抄本了。父亲原本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再加上《增广贤文》的微言大义与字多为繁体，父亲在给我们解读时便会出现几多的误解。如“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父亲的解读是：“天上的‘相子’(我们方言管星星叫相子)整个天上都是，但知心的人又有几个呢?”此时，我读小学，哥哥已读初中，对父亲的一些常识性的误解已能分别，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笑而不言，因为我们觉得父亲的误解也很有意思，很能结合实际，似乎比书上的本意还来得有趣味。父亲总是能够瞧根据他的思想观念以及处世为人的准则来赋予《增广贤文》新的“内涵”，真是活学活用，与时俱进呀!所以，父亲对《增广贤文》内容的误读，我们却能够熟记于心，至今也还记忆犹新，而学校里的老师所讲过的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我早已忘到九宵云外去了。

然而，如果是父亲当天刚刚做完小买卖回来的晚上，便没有了这般轻松而有趣的闲聊了。这样的晚上，见到的只是煤油灯下父亲认真、严谨甚至忧虑而眉头紧皱的面孔了。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与我们兄弟的学习等费用，一年到头奔波忙碌。这寒冬里，本已是农民的“冬眠”季节，可当很多的乡亲们都是在温暖的被窝酣睡或在暖洋洋的炭火前拉家常、打扑克之时，父亲却已在东方尚未露白之际，冒着寒风冷雨或纷飞的大雪上路了，他要赶到二十几里开外的集市上去买一担鸭蛋并在天黑时分赶回来。中午连两毛钱的米粉都舍不得吃，可这一路上他要走过多少泥泞、爬过多少山坡呀!在当夜的梦乡里，我多次听到父亲止不住的咳嗽声。第二天，父亲又是天色未白赶紧上路，将买进的鸭蛋挑到十来里远的集市上出售。如果在路上，一步没迈稳，摔倒在地，不仅劳动白费，而且血本无归。现在想想，当年在泥巴路上担着一百多斤重物、气喘吁吁的父亲，还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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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完鸭蛋回来，通常已是夜幕深沉了，这时父亲也顾不上吃饭，甚至顾不上擦掉土布衣裤上溅满的泥水，就一头钻到煤油灯下，清点起当天的帐目来。这样的时候，父亲的脸是腊黄腊黄的，没有一丝血色，这是整天的饥寒交迫在他脸上留下的杰作;父亲眉头紧皱，深深的皱纹里填满了担忧与紧张。我们都很“识趣”，知道这时的父亲是不能打扰的，只是远远的看着。只见父亲从衣服的里三层掏出一把钱来，各种面额的都有。他用控制不住的颤动的手先将一张张纸币按面额分开：五十元的放一叠，然后是十元的放一叠，再是五元、二元……直到五分的。分好之后，父亲先将此次买卖的本钱拿出来，再数剩下的钱。有时剩下的钱太少，父亲会连声叹息;有时发觉数目不对，父亲便会一遍又一遍的清点，直到满意为止。但只要没有亏本，父亲在清点完之后，还是会露出几许笑容，尽管笑容里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家里的吃喝拉撒已够父亲费尽心血了，可他管起公家的“闲事”来却还是奔走得脚板朝天;父亲一生与做官无缘，但他却干了几十年当官的活计。他的职务虽则没有名称，但“权力”却比组长大，比村长小，相当于农村六七十年代的“大队长”或者旧社会的“维持会长”吧。他管的是全湾(我们管聚居在一起的村宅为湾，一个湾通常有几个村民小组)的公共事务与钱物。湾里的邻里纷争、集体活动的组织、湾里统一事务的安排、公共山头树木的处置以及其他公共财物等，无不在父亲管辖的“职权”范围之内。有时，一些棘手问题村干部无能为力，可只要父亲一到场，凭他不紧不慢与入情入理的一番话，问题往往很快得到化解，令村干部连呼“怪事!”父亲握在手里的“王牌”是道义、信用、公正、公平与人格的力量，当然，也有说话的方式与技巧。他干的这差事其实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如果说有点儿权利的话，那就是操劳一年下来，有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家族们都一致推选我管事，我能好意思推脱吗?”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于是，在煤油灯下，又出现了父亲另外的情状。

农村人开会一般都在晚上，因为只有这时才能把相关人员等齐到场。湾里经常为了一些公共事务，几个说话有“分量”的人便会齐聚我家，共商“湾事”。这时，煤油灯下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来者都是客，不乐呵呵怕别人认为你不乐意而误会呢!但父亲这个“维持会长”又绝不会做无原则的“好人先生”，对于他认为正确的原则性的意见，便会顽固的坚持，甚至一度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你这样做了，其他人怎么办呀!还有很多家里困难的人，都不管他们死活了吗?”父亲睁大了疲惫的眼睛，朝与他意见相佐的人大声嚷道。飞溅的唾沫与粗壮的话音使微弱的煤油灯火剧烈地摆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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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手里管着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钱物由父亲保管，一些不识真相的人常常会无端地猜疑，“谁会不要钱呐，人不要钱鬼也怕!”村里的三麻子就在我面前故意这样说过。但我最清楚父亲是不是真的要了公家的钱。我记得父亲每次处理完公事回来，如果有开支与入帐，他一定又是一个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清算起他的帐目来。他不仅把公家的数记得清清楚楚，还将公家的钱用报纸包扎起来，特意放在一个抽屉里，避免与自家的钱相混合。似乎在钱本身，公家的与自家的也是不相同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诚恳的人，不管别人信不信他，父亲的为人我最清楚，我一直以他为榜样，再过千年，依然如此。

刺眼的电灯光线将我从遥远的煤油灯下拉了回来，父亲微笑的或紧皱眉头的面容消失了。我突然感觉有两道滚烫的液体在脸上滑落，一摸，尽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