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他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

　　姚广孝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父亲让他学习行医，他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争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父母认为他小小年纪，口出狂言，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由于姚家祖辈事佛，父母决定让他出家为僧，谋口饭吃。但父母很快又舍不得了，毕竟儿子年纪还小，就这样离开父母，确实放心不下。就在父母犹豫不决的时候，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说：“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父母亲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终于下定决心，把姚广孝送到了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姚广孝成了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姚广孝出家后，却从师于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读书工诗，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诸家之学，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有四个好友，分别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这四人自比于唐初四杰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中的徐贲，号北郭生，比邻而居的高启、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这些人劝姚广孝弃佛归儒，姚广孝婉言谢绝了。大约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4年），他潜心内外典籍的学习，开始了佛、儒两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和诗文来往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路子，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诏取天下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而失去了应诏的机会。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这时，47岁的他已经倚仗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在好朋友宗泐的举荐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选高僧进京。从此，他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

　　燕王朱棣的首席谋臣

　　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命令选拔天下的有道高僧来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僧，当时正应诏在京，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称他为“泐秀才”。在他的举荐下，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召见了姚广孝。两人一交谈，竟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朱棣请姚广孝出山相助，姚广孝毫不犹豫，欣然应允。此时，朱棣就藩北平，姚广孝就跟随燕王北上，来到了北平。为了遮人耳目，朱棣让他住持庆寿寺。两人从此频繁往来，经常秘密私谈，至于谈论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有人猜测，两人在商谈如何夺取明王朝的大权，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朱元璋晚年丧子，悲痛不已。同年九月，在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下，朱元璋立年仅十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指定了未来的接班人。朱允炆是朱棣的侄子，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在皇位继承上，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王放在眼里，他们也难以尊奉这个小侄子为君主。可见，朱元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选择年幼的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也成为朱棣日后夺权的一个把柄。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时，却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来的敕符，让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恼火，仍要下令过江。姚广孝赶忙劝阻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带兵返回了北平。

　　实践证明，姚广孝的建议在当时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朱棣强行过江，不仅有违朱元璋的“遗诏”，闹不好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1399年，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他上台之后，采纳了大臣齐秦和黄子澄的意见，大肆清除诸王，朱棣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姚广孝立即密劝朱棣起兵夺取政权，但朱棣一直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

　　这时的建文帝一心想有所作为，他亲贤好学，大胆改革，减轻赋税，颇得民心。为了进一步坚定燕王起兵的决心，姚广孝煞费苦心，以相面、占卜等方法不断地诱导，并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朱棣终于被说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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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决计起兵，姚广孝起了决定作用。如果没有姚广孝，明朝的历史说不定就要改写了。

　　靖难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鼓动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子建文帝决一雌雄。

　　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使燕王最后下了决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其中的练兵和铸造兵器尤为重要。

　　在朝廷严加监视和防范的情况下，大规模地练兵和铸造兵器，肯定会暴露目标。军士们整天提心吊胆，燕王也是忧心忡忡。姚广孝立刻命人买来大批鹅鸭，养在燕王府邸，并且派专人设法让这些鹅鸭整天不停地叫唤。这样，练兵和铸造兵器发出的声音，完全淹没在鹅鸭的鸣叫声中了。燕王和军士们对姚广孝的机智更加佩服了。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正式起兵。燕军一路破关拔城，来势凶猛，举国震动。建文帝急忙派耿柄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讨伐。燕王在姚广孝的辅佐下，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大破耿柄文的大军。建文帝着了慌，急忙以曹国公李景隆取代了耿柄文。十月，燕王率兵袭大宁，李景隆乘机包围了北平，筑垒于九门。

　　此时，燕王领兵在外，北平只有少量兵力，由姚广孝负责守城。面对强敌，姚广孝临危不惧，多次打退李景隆的进攻。他知道苦守孤城，势不能久，必须以攻为守，才能保住北平。于是，他乘李景隆久围松懈之际，夜间突然命军士杀出城门，出其不意，杀得明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燕王攻拔大宁后，回师北平，内外夹击，将包围北平的李景隆军打得大败而逃。姚广孝对保卫北平，保全燕王的创业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军事实力。

　　燕王起兵三年，与朝廷各有胜负，但没有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王和姚广孝敏锐地意识到，长此下去，别说夺取朝廷政权，就是生死存亡都很难预料。在这危急的关头，姚广孝不愧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他在总结了三年的作战得失后，提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谋，这就是：“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这一奇谋的提出，燕王没有想到，建文帝更没有想到。谁敢出这样的计谋啊？谁能想出这样的神机妙算啊？燕王高兴地说：“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率兵南下，远袭京师。第二年五月，一路征战，到达长江北岸。姚广孝的这一谋略给了建文帝致命的一击，建文帝把主力派往北方讨灭燕军，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更没有想到朱棣会以弱小的兵力远来突袭。而燕王按照姚广孝的谋略，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在其兵力薄弱的地带穿插突进，竟然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攻到长江北岸，与京师仅有一江之隔。至此，建文帝惊恐失措，无计可施，只得请求割地求和。燕王已稳操胜券，攻取京师只在旦夕，因而对建文帝的求和置之不理。六月，朱棣挥师自瓜州渡长江，建文帝派兵迎战，均告失败。燕军兵临城下，建文帝政权岌岌可危，谷王朱橞、大将李景隆等开城投降，京师遂告陷落。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朱棣进入京师，终于夺取了明朝的政权，当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号为永乐。

　　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姚广孝的记载不多，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朱棣“靖难”夺位中的重要作用。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这是对姚广孝的最好肯定。

　　不脱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广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宠信，马上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了他的姓，赐名为广孝。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个实职，由此可见朱棣对他是极为重用的。

　　明成祖和姚广孝谈话，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少师，可见成祖对他是极为尊重的。为了报答姚广孝的功劳，成祖让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成祖又赐给他府第和两名宫女，姚广孝也不肯接受，仍然住在寺院。在朝堂上，他的衣着和身份，不仅在当时独一无二，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永乐二年六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但是，回到故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没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怅然。姚广孝带着复杂的感情，将父母的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回京后，养了一只雄鸡。每天听到鸡叫，他就起床，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这样，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几个年头。

　　姚广孝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原来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是解缙，解缙并没有理解皇帝编修这部巨书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这部巨书完成后，定名为《文献大成》，上呈皇帝审阅。成祖对这部书不太满意，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等内容的二万多卷的巨书，在姚广孝主持下顺利完成，并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前后有两三千人参加了这一浩大的工程，总共用了六年时间，共有22937卷，11095册，字数达三亿七千万。然而，这部珍贵的文献巨著后来大部遗失，现存的仅有714卷。

　　姚广孝在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因而受到儒者的鄙视。他回家乡长洲看望同母姊妹时，不但不纳，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去访问老友王宾时，王宾不见，只远远地对他说：“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在儒家思想统治和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明代，像姚广孝这样敢于诋毁批判儒家的人是不多见的。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不是挂名的监修官，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的时间和全书的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的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成书，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经在两月以前与世长辞了。

　　姚广孝一生不脱袈裟，自有他的奥妙所在。他从十四岁起穿上袈裟，但一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交接王侯，策划密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是一位穿着袈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前，姚广孝是和尚；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当和尚，因为这身袈裟为他的政治活动和得以善终做了最有效的保护。朱棣在当了皇帝以后，姚广孝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在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姚广孝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深知“狡兔死，良狗烹”和功高震主的恶果，他不能不有所防备，这就是他不愿意脱去袈裟的真正原因。他继续当和尚，实质上向朱棣表了一个态度，表明自己对权势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对姚广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广孝的权势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终。这不能不让后人佩服他超人的智谋。

　　姚广孝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成为达官贵人之后，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大肆敛财。相反地，他保持了一个和尚的本色，视金钱如粪土，永远不蓄钱财。他曾因公干到家乡长洲，把朝廷所赐的金帛和财物都分给了宗族乡人，自己不留积蓄，这与历来巧取豪夺、搜刮民财的封建官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并问他有什么请求。姚广孝没有请求别的，却请求成祖赦免久在狱中的溥洽。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成祖进入南京城时，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溥洽知道建文帝的下落，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成祖虽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但还是把溥洽囚禁了十余年。成祖听了姚广孝这唯一的请求后，立即下令释放了溥洽。这不仅因为姚广孝与溥洽同是出家人的缘故，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给成祖在处理与建文帝及其诸臣的关系上作一个暗示，不让成祖滥杀无辜。姚广孝至死都没有脱离政治家的本色，实在令人钦佩。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