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白嫩的脸上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梳的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常常穿一件连衣裙，犹如美丽的天使一般。她姓陈，家住在县城的西门，西门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那一年，她师范刚毕业，被分配到冷冷清清的东门来教书。

陈老师上我们一年级的语文课，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她是我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位班主任。陈老师脾气很好，对人和气，对学生很耐心，从来没有看到她发过火，生过气。同学们都喜欢她，尊敬她，老老实实地听她的话。上课的时候，她喜欢不断地向我们提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讲的内容上，或黑板上。她还会不断地启发我们提出问题，要我们开动小脑子。小朋友们也调皮，我也是。故意提一些想难倒她的问题，她都能答出来。有一次，我提个问题：“为什么拿书本的小手背上有一条条的线？”她有点答不出来了，但她没有生气。下课以后，她常陪我们玩，唱歌，跳舞，就像一个可亲可爱的大姐姐。

那时是一九五二年，小学采用新课本，据说是全国统一的。从那一年起，还规定学校要讲普通话，还必须教学生学拼音字母。那时的拼音书写同现在的不一样，写作“ㄅㄆㄇㄈㄉㄊㄋㄌ……”。陈老师说她自己普通话不标准，是边学边教我们。她几乎每天早早吃完晚饭，就去吴老师家学讲普通话。我们感到好玩，常常跟着她一起去。她便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带上我们一起走。小朋友们同她亲，拉不到她手的，就拉她的衣角、裙子，大家簇拥着她，一路跳，一路问这问那，亲密无间，就像一只母鸡，脚边围了一群唧唧喳喳叫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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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吴老师家路很远，走完我家门前那条街，还得走田间小路，拐来拐去的，走不小心，会掉到田里去。田野风光很好，感觉清爽，我们都爱跟来玩。吴老师家只有吴老师一个人，陈老师一进门就用普通话同吴老师交谈。吴老师专挑陈老师发音不准的词儿纠正。陈老师很虚心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学。一个词儿，她翻来覆去地练习好几遍，非常认真。一句话，她也要讲了一遍又一遍地讲，一直讲到吴老师满意为止。小朋友们觉得很乏味，听一会儿，大家便到吴老师家的院子里找蟋蟀，到院子外去抓蚱蜢了。

陈老师一般要在屋里练到天黑才结束。如果是有月亮的天，走夜路不用怕，她会练得更晚一些。有时候我们等不及了，我会偷偷溜进去，听听她还要练多久。原来陈老师除了学普通话，还在向吴老师讨教讲课的方法。吴老师是位老太太，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吴老师指导陈老师，就像妈妈教女儿一样，也亲热得很。后来听陈老师说，吴老师是北方人，普通话标准，别的老师介绍她向吴老师学习。

那个年代在我们乡下，广播、电视都还没有，陈老师读书时可能也没有学过普通话，所以要讲好普通话，找个北方人练习是最好的方法。我们那时候还小，没有耐心，坐不下来，没有同陈老师一起向吴老师学。不过我们目睹了陈老师刻苦、努力学习的情形。后来陈老师的这种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学习的学风，成了对我的一种示范。陈老师是我求知道路上的榜样，她这种为了做好工作，努力学习的敬业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很少，县城里虽有戏院、电影院，但一般大家都不太会去看的，除非家里来了客人，会请客去看场电影。陈老师为了搞文娱活动，在她任教的那段时间，每个学期，她都会挑选一些同学排练节目，在家长会上或者庆祝会上给大家演出。我有幸都能选上，跟着陈老师，学了好多个舞蹈。我是从一点都不会，被陈老师逼成表演得比较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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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生入学不久，陈老师选我跟她学跳《我的小宝宝》这支舞，全班就选了我一个。放学后，她让我留下来跟她学。她先教会我唱这支舞的歌，过一两天，再教我每一句歌词要做的动作。等我会做一个个动作，手脚配合协调后，就由她唱着歌，让我跳舞。我们师生两个一遍一遍地练习，尽量做到我的舞蹈动作同她的歌词合拍。过一段时间后，她让我自己练习边唱边跳，还要求我在家里也要练。这样练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把歌词和动作都背出来了。

接着陈老师又要让我的舞蹈同她的风琴合拍，让我跟着她弹的节奏跳。说实话，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看到过风琴，也不懂节奏，所以总是配合不齐。我根本就没有节奏感，只能是不着调地瞎唱、瞎跳。陈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节拍，时而停下弹奏，纠正我手脚的动作，时而边唱谱子，边做动作给我看，让我模仿，反反复复地让我有节奏感。我实在有些不耐烦，心想：“怎么会选到我，我家里又没有这种条件，我穿的衣服是打了补丁的。”但我看到陈老师琴上琴下地忙，挺累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学。

就这样，陈老师利用放学后的休息时间，教会了我跳《我的小宝宝》这支舞。接下来，她还教我怎样上场，怎样下场。上场后，在什么位子上应该做什么动作，脸部的各种表情，眼睛往哪里看等等，叮嘱我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少。通过排练这支舞蹈，陈老师教了我很多很多，我自己也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懂了很多知识。

接下来，陈老师培养我要做到不怯场，所以在以后几周的唱歌课上，她总是留下几分钟时间，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试跳，每试跳一遍，她都要给我挑出一些毛病，让我改正。终于我跳得比较熟练了。在一次初小年级的家长会结束时，陈老师弹琴，让我表演了这个节目。全场就只有这个节目。有家长说：“哟，这个小姑娘真聪明！”，家长们哪里知道，不是这个小姑娘聪明，是陈老师付出了几个月的心血！

陈老师后来又利用课外时间，教会了我们几个集体舞蹈，让小朋友们集体在操场上跳，选了一些同学排练了《和平鸽》《采茶扑蝶舞》《台湾舞》《……灯火》等民间舞蹈，除了在庆祝会上表演外，陈老师们还牵着我们的手，到田头，到村舍去表演。村舍里表演时，还没有电灯，点的是汽油灯。表演那天，农家的男女老少，早早收工，吃过晚饭，都来观看。他们非常兴奋，因为在当时农村里，这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很少的。表演结束，陈老师和其他老师踏着月光，走过田垅，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我们几个小的同学每次都是她们背回家的。

陈老师当我们班级班主任一直当到我们上三年级。在这三年里，我学习成绩平平，也没有当班干部，家里经济拮据，人长得瘦小。对我这样的弱势者，陈老师默默地守护着。

记得有一个下雨天，我去上学没有雨鞋，平日里穿的是母亲手做的布鞋。母亲生怕我布鞋湿了以后难受，让我在布鞋外面套一双大皮鞋，说是到学校后把大皮鞋脱了，回家时再套上。那大皮鞋是我们从垃圾堆上捡的。我套着大皮鞋走进教室时，一个调皮的男孩子大笑，他向教室里的同学嚷道：“快来看呀，穷人翻身穿大皮鞋啦！”喊完这句话，他又把自己的眼皮往上一翻，他的两个上眼皮居然向上卷了上去，做出一个很可笑的鬼脸。

同学们都围拢来大笑，不知是笑他的鬼脸还是笑我的大皮鞋？我没有任何反抗，因为我明白，我是穷人，我是穿了一双大皮鞋。我什么也没有说，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这一切，被门口的陈老师都看见了。陈老师神情严肃，叫大家各人坐到自己位子上等待上课。把那个调皮的男同学叫进了她的办公室，我想是找他谈话的。

上课铃响了，那个男同学低着头，进了教室，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陈老师跟了进来，很严肃地对大家说了这样的话：嘲笑别人是不对的，以后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不能把别人的困难当作笑料，更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听了这些话，教室里鸦雀无声，我流下了眼泪。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让我对陈老师感激不尽。那是一次寒假前的期末大考，天气很冷，有雨有雪。那时，我是个寄养在父亲亲戚家的留守儿童，我没有棉衣、棉裤，穿得很单薄。在考场上我冷得全身发抖，上下牙齿咯咯响。陈老师看到后同其他老师商量，说是这个孩子这样下去要生病的，让她进教师办公室去考吧。经其他老师同意，她和老师们把我的课桌和凳子搬进教师办公室，放在炭火盆边，让我在里面写完答卷后赶快回家。由于陈老师的照顾，我没有生病，避免了疾病的痛苦。

大约在我们读四年级的时候，陈老师调走了，来了一位新班主任。同学们都不适应这位班主任，都想去找陈老师，把陈老师叫回来。大家说，即使叫不回来，也一定要见见陈老师。有个同学打听到陈老师调到县政府工作，还当上了人民代表。于是同学们商量决定，去县政府找她。

那一天，放学后，我们五六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县政府。我们对警卫说，我们要找里面的陈老师。警卫们告诉我们，里面没有陈老师。大家不罢休，决定站在门口等，等陈老师下班出来。天色渐渐暗了，同学们劝我先回家。因为我回去晚了，我寄养的那家老太会打我，骂我，不给我饭吃。但我想好了，宁愿挨打，挨骂，挨饿，也一定要见见陈老师。

县政府里，下班的人一批一批地走出来，就是没有陈老师。我们等呀等，一直等到里面再没有人出来了，才垂头丧气地各自回了家。后来，听说陈老师嫁人了，对象是照相馆里照相的。于是我每次进城经过照相馆，总要探头往里面看看，盼望能够看到里面有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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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被父亲带到浙江去上学了。又过了一年，我升了初中，我写了一封给陈老师的信，委托老家的同学，见到陈老师一定要把这封信转交給她。没过多久，陈老师给我回了信，要我好好学习，早日入团，告诉我同班的陆同学已经入了团。此后我不好意思回信，断了联系。

文革期间，我惦念着陈老师，我去老家找陈老师。在老同学家住了一晚，没有打听到陈老师的消息，但我没有放弃。90年代中期，我有了陈老师的消息，自己也已从国外学习回来，而且由于我努力工作，得了好多个奖，最高的是“上海市育才奖”。我自以为对得起陈老师的培养，该向陈老师汇报，只是工作实在繁忙，寻找最终没有成行。可我对陈老师的思念，在我心中已经深深的久存了60年。现在我愿陈老师健康、长寿，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见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