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父亲100岁了。他活得轻松坦然，无欲无求，每天还在书柜前转来转去。父亲即使到了这样的年纪，依然思维敏捷，写字手不抖，说话音不颤，不时还会给我们背上几句古诗，说上几句老话。那天下雪，他信口吟道：“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我家祖籍江南，父亲早年随军北上，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东北工作，离乡60余载，他读这样的诗句，饱含了一生的感慨。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最小。母亲说，她和父亲原计划就是要生四个孩子，最好是两男两女。但是在我之前，爸妈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已经有了我的大姐安娜、大哥小平、二哥悠悠、二姐小勇。不幸的是，二哥3岁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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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哥的死，使妈妈受了很大的刺激。有一段时间，她看见谁抱着孩子，都想走过去看一看是不是她的小悠悠。所以妈妈才下决心，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了。可能是有了前面的事情，妈妈对我极其关爱，为此父亲经常提意见。说母亲的溺爱会毁掉一个孩子。我对父亲，始终是尊敬有加，亲热不足。

不过，有一点我与父亲心心相通，那就是爱书。父亲有许多藏书，这在那些当年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老干部中是不多见的。那时许多老干部业余活动很多，父亲却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整天买书、看书，办公室里也摆满了书柜。因此，他后来被任命为党校校长，在老干部的圈子里有“老夫子”的称号。

我的祖父俊生是一位不第秀才，因为“不第”，做不了官，所以生活清贫。但是他好读书，有才学，为人好，家乡的人都尊称他“俊生公”。祖父留下家训“砚田无税子孙耕”，鼓励后辈认真读书，坚持在砚田上耕耘。后来家境不好，我的父亲只读了3年书，祖父的教诲却使他一生与书为伴。

我懂事时，父亲已经被打成走资派。那些书先是被造反派抄家收走，后来退还给我们，装在一个个麻袋里，就放在我家卧房一张大床靠墙那一边。我也睡在那张床上，头朝外，脚抵着那些装书的麻袋。那时“文革”闹得很凶，大字报贴到我家的大门上。我们不敢出屋，外面的小孩见到我就喊“狗崽子”。比我长7岁的大姐，看到我被外面的口号声吓得发抖，总是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盯上了父亲的那几麻袋书。

我望着那几麻袋书，心中充满了神秘感。一天晚上，我用削铅笔的小刀在麻袋上划了一个洞，然后伸手进去掏书，掏到哪本读哪本。我掏出的第一本书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看不懂，送给读初三的哥哥；第二本书是《希腊的神与英雄》，繁体字，送给读高中的大姐；第三本是《契诃夫小说集》，没意思，送给长我3岁的二姐；第四本是《浮士德》，我们都看不懂，塞回去；第五本是《插图本水浒传》，哈哈，这是我的最爱。我就这样乱掏下去，乱读下去，接着是《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古代诗歌选》《西游记》《子恺漫画》，直至《红楼梦》。《红楼梦》我读过很多遍，最难忘的是读第一遍，我是猫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完的，因为当时那算是“黄书”，不能公开阅读。后来父母被关进牛棚，大姐带着我们，经常是锁上门，我们每人捧着一本书，静悄悄地读着；一听到有人敲门，赶紧把书藏起来。那一段奇异的阅读生活，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

几年后，情况好转了，父亲被从牛棚中放出来，回到家中。他发现了我“偷读”的行为。批评我不能乱读书，尤其是不能这样偷偷摸摸地读书，因为有些书是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那时我已经读初中了，鲁迅的书是不被禁止的。我就用孔乙己的话调侃说“窃书不算偷”，我只是“偷读”啊，还不行吗?父亲望着我，满脸苦笑，没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