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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神》时代那一阵强烈、亢奋的情感喷发之后，郭沫若进入了更明慧的生命沉思。这时，他对过去曾以涌溢的热情歌唱过的夜施展了更美妙的艺术诱惑。

在当时的中国，郭沫若是宇宙意识最强烈的作者。不同于当时的一些青年作者困惑于人生究竟的奥秘，常常陷进自造的烦闷、焦虑和悲绪。郭沫若在生命沉思中调动起丰富的审美想像力，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对应物——夜空。

在郭沫若看来，无限的宇宙涵映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中：“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好像一张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波翻浪涌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三叶集》)当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生命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郭沫若以新的灵感方式改变了自己视觉感应中的宇宙秩序。他已经大大偏离了古代作家的视觉常规。他不仅用眼睛眺望夜空，而且以自己的心灵感受夜空。夜空引诱着他的幽思遐想，使他以审美化的态度与无限的宇宙进行更直接的交流。在郭沫若的生命节奏中，既有“鼓舞调”，也有“沉静调”(《论节奏》)。他的《星空》诗，便是“鼓舞调”的夜空的巡礼。在他笔下，夜空是那样奇丽可惊，那样荡人心肺。他歌唱道：“美哉!美哉!/永恒不易的天球/竟有如许变换!/美哉!美哉!/我醉后一枕黑酣，/天机却永恒在转!”而《天上的街市》这首诗，则是一首“沉静调”的清朗隽美的夜歌。就在写作《天上的街市》的半个月之前，郭沫若在致郁达夫的一封信里表示自己向慕“平和洁净”的诗的世界，呈现在《天上的街市》里的，正是一幅“平和洁净”的想像世界的图画。

地上有星一样的灯，天上有灯一样的星，诗人通过两个互换本体与喻体的比喻，将天与地连成一体。“街灯”与“明星”的共同特点是“无数”和明亮，无数明亮的灯与星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