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吾师陈从周的“说园”忽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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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是上海同济大学的老教授，一个在建筑美学上颇有造诣之人，他的“说园”以清丽的文笔，引人入胜的立论，勾纳出园林建筑美学的要义，诚如叶圣陶先生评述“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提到中国园林一定不会漏掉苏州的网师园、拙政园、留园；也不会忘掉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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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闻名中外的名园，是出于何人之手，何方之功？造园少不了银子，造流芳百世之园更少不了文人，当然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匠人。银子总是与商、仕容易沾边，又少不了商人、仕人。

历史上文人向来不屑于商人，源于忌违见利忘义。其实商人牟利为钱，文人趋仕亦为了钱，同归而殊途，平心而论，读书是求知之举，牟利则是用智之举，商人重钻营，仕途亦需钻营，一是近利，一是远谋，道德上重远谋轻近利，产生历史沉淀的差距。

文人不入仕则贫困潦倒，为商人耻笑，商人无仕撑腰成不了，买官则是商仕同化进而互利的表现。这与“说园”靠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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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园”好说，没有钱还是造不起园滴，有能力造园的人不是商人必是仕人，或者商仕同体，如今历史上留下的名园，能成为大众的游乐场，虽然不能妄论归功于两者，却并不能少了两者。粗制滥造者暴发户居多，所以高人一筹的商人是一定要借文人之力，以丰己羽，造出像样的，代表文化的园流了下来。

当然革命不能不提，因为私人领地，革了命大众才能进得去。如今私人领地多了，怕哪一天突然革了命大众进去，心疼没有用，一定要靠仕人在法律上落实一个私有财产不能侵犯的承诺，心里才踏实，这件事已经可以踏实了。

另一个当然，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匠人，不必革别人的命，进别人的园，有许许多多收费与不收费的公园，就是人多一点而已。

没有慈禧太后，就一定没有颐和园，没有革命也一定没有大众的颐和园，此话真是难以评说历史的世事功过，也就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发展过程的悖论。一个吾人无解的米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