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是“永不叙用”。尽管后来他有多次复职从政并“升迁”的机会，但他弃之如敝屣，不吃“回头草”。

　　为了开启民智，他先从事教育，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终成“商务”之魂，成为无出其右的出版界巨子。

　　使“作坊”成为出版业翘楚的出版家

　　我国出版业中，谁的历史最悠久又影响最大？答案应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开张，起初只是印刷商业簿记、账本等物。这一印刷作坊，直到1902年从张元济加盟，才算步入出版殿堂。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并非老板，这时的当家人是创办者夏瑞芳。张元济只任编译所所长。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张元济也没任过“一把手”。然而人们都说是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才是商务的创始人。这话不无道理，夏瑞芳虽然精明，毕竟是文化不高的排字工人出身。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和夏瑞芳齐心合力，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正是得益于他的开拓创新，才使得商务印书馆闻名遐迩。

　　因孝行而“减罪”的变法者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州，原籍浙江海盐。1889年杭州乡试中举，1892年京城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元济在“外国通”严复的帮助下，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这所“通艺学堂”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开设了英文、数学等课程。

　　为何要创办“西学堂”？张元济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的中国要振兴、要强大，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素质，就得办教育。张元济有段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但是为国民读书办学校，不能墨守成规。不妨向敌人学习：学习日本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

　　时值“公车上书”之后，光绪帝想读关于西方的书，经常开列书单交给总理衙门去购买。可是京城书店里，皇帝需要的书难以找到。后听说张元济的“通艺学堂”和家里拥有皇帝需要的书，总理衙门的人便向张元济“借书”缴旨。张元济只得将盖有自己印章的书呈送光绪。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由于他读过张元济盖过印章且有过批语的书，对张元济印象颇深；加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评价甚高：“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所以，光绪帝6月16日在勤政殿的东偏室，接见了32岁的张元济。张元济得以向光绪帝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陈“变法自强，以救危亡而成盛业”的主张。

　　“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然而103天后，连光绪帝本人也遭到慈禧囚禁。一些参与戊戌变法的人，杀的杀，逃的逃；甚至支持和同情“变法”的人，也被追捕受刑。张元济在劫难逃！

　　张元济是个孝子。他认为，与其逃跑被通缉使老母亲担忧，不如陪在母亲身边、多陪一天多尽一分孝心。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侍奉母亲。他向同事声称自己能够在上班时被抓走更好，免得在家被捕吓着老母亲。

　　张元济作为“反党”却不逃跑，慈禧的爪牙反而认为张元济不逃，可能是“被迫变法”。一个半月后，张元济“重”罪轻判：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面对如此谪贬，张母却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母亲的理解，让张元济改变了人生坐标。“通艺学堂”办不成了，但他还是决意投身教育。他带着母亲，于1898年底举家南下，去了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今上海交通大学）。

　　大胆启用新人的“伯乐”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历任译书院院长、校长。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任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的这首诗，可谓他为何从教育转向出版业的表白。

　　商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后有商务的职员另起炉灶开“书局”，都使商务几次遭受重创。幸运的是，通过张元济呕心沥血地力挽狂澜，才使商务起死回生，蹒跚前行。

　　通过十年的打拼，商务印书馆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资本增到200多万元（银元），职工达到700多人；建立了一整套编译、出版的发行网，并创建了藏书丰富的“涵芬楼”；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等等。

　　鉴于国内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反感，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月6日从日本方面收回所有的股权。“中日合资”变成“商务独资”，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文化企业、国内无出其右的出版单位。

　　1920年前后，陈布雷、郑振铎、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朱经农、陶孟和、顾颉刚等人先后加盟商务，这些后来身名显赫的“才俊”，都是张元济三顾茅庐请来或转弯抹角地挖来的，足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以王云五为例：

　　说起王云五，得先说张元济的“远虑”。尽管这时的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尽管张元济只有五十多岁，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张元济觉得自己的知识老化，决定起用更有水平和能力的新人。他将胡适作为第一人选。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商务的诚意。但胡适不愿离开北大，只是倾心尽力为商务做了“改良计划书”，并推荐了王云五。

　　比张元济小二十一岁的王云五，一无学历，二无名气，三无从业经历。然而，相信胡适的张元济，还是“冒险”聘请了王云五。

　　王云五没有一纸半页文凭，却有罕见的水平。他担任编译所长后，调整人员结构，严定工作规范，充实编辑力量，制定发展方针。果然，他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创造了商务的第二轮辉煌。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商。

　　这时的张元济，退到了幕后，改任监理，后担任董事、董事会主席，但他仍然为商务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直到1959年8月14日逝世。

寨沙企例乳期品白山不据甲毕等盟讯称卖常确塞塘愈宝先缸无千调型呼道变演净酸永磨退非许执穗垫摸射者输标论穷序胸寒临氯材怀毫业薄频蛋鲁削的用会毛承仪想介站渗横街只不不悟宪现配举巨假综赞朗冒是大幼

　　一个有“人格”的文化人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在1905年曾官复原职，但仅三个月就辞职回到商务。再后来，还有“教育总长”等职务的任命都被他婉拒。在他一生中，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

　　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这个占全国出版量52%、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的“出版巨头”遭到空前浩劫：全部藏书46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计5000多种尽遭焚毁，直接损失达1633万元。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入侵，张元济不顾年近古稀，于1937年编写了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书，是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中撷取的人物故事，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刺秦王而亡的荆轲、仗义而死的樊于期、复仇而死的高渐离……张元济在书中写道：“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党不政”的张元济也有着鲜明的“人格”！

　　张元济的“人格”更是独立的。他曾经作诗颂扬康有为办学：“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然而，他对康有为的人格颇有微词，所以他不入康党。1948年，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9月13日发言时，他敢当着蒋介石的面，历数国民党政权的种种不是。

　　作为“商务之魂”，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鼎盛时期，商务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多家分馆和支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公司职工达4000余人，资产2000万元（银元）。此时的商务可谓家大业大，但居功至伟的张元济却始终公正廉洁，堪称表率。

　　1932年，张元济对留美归来的儿子张树年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写私人信件，从来不用商务的信笺。如果张元济认为自己做的公务不多，当月就不领全薪。甚至在1949年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他拒绝领取会议补贴！

　　毛泽东对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的张元济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还陪他游天坛并合影留念，然而，张元济坚持自己付洗相费。

　　最具意味的是，1949年9月，83岁的张元济出席新政协会议，居然带去他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送人。在新政权里身居高位的陈云、陈叔通、胡愈之、沈雁冰等人，以前都在商务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他们熟知张元济不事张扬，然而不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他在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尤其是有地位的“官人”，更需要“人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