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是“永不叙用”。尽管后来他有多次复职从政并“升迁”的机会，但他弃之如敝屣，不吃“回头草”。

　　为了开启民智，他先从事教育，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终成“商务”之魂，成为无出其右的出版界巨子。

　　使“作坊”成为出版业翘楚的出版家

　　我国出版业中，谁的历史最悠久又影响最大？答案应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开张，起初只是印刷商业簿记、账本等物。这一印刷作坊，直到1902年从张元济加盟，才算步入出版殿堂。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并非老板，这时的当家人是创办者夏瑞芳。张元济只任编译所所长。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张元济也没任过“一把手”。然而人们都说是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才是商务的创始人。这话不无道理，夏瑞芳虽然精明，毕竟是文化不高的排字工人出身。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和夏瑞芳齐心合力，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正是得益于他的开拓创新，才使得商务印书馆闻名遐迩。

　　因孝行而“减罪”的变法者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州，原籍浙江海盐。1889年杭州乡试中举，1892年京城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元济在“外国通”严复的帮助下，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这所“通艺学堂”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开设了英文、数学等课程。

　　为何要创办“西学堂”？张元济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的中国要振兴、要强大，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素质，就得办教育。张元济有段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但是为国民读书办学校，不能墨守成规。不妨向敌人学习：学习日本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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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公车上书”之后，光绪帝想读关于西方的书，经常开列书单交给总理衙门去购买。可是京城书店里，皇帝需要的书难以找到。后听说张元济的“通艺学堂”和家里拥有皇帝需要的书，总理衙门的人便向张元济“借书”缴旨。张元济只得将盖有自己印章的书呈送光绪。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由于他读过张元济盖过印章且有过批语的书，对张元济印象颇深；加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评价甚高：“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所以，光绪帝6月16日在勤政殿的东偏室，接见了32岁的张元济。张元济得以向光绪帝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陈“变法自强，以救危亡而成盛业”的主张。

　　“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然而103天后，连光绪帝本人也遭到慈禧囚禁。一些参与戊戌变法的人，杀的杀，逃的逃；甚至支持和同情“变法”的人，也被追捕受刑。张元济在劫难逃！

　　张元济是个孝子。他认为，与其逃跑被通缉使老母亲担忧，不如陪在母亲身边、多陪一天多尽一分孝心。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侍奉母亲。他向同事声称自己能够在上班时被抓走更好，免得在家被捕吓着老母亲。

　　张元济作为“反党”却不逃跑，慈禧的爪牙反而认为张元济不逃，可能是“被迫变法”。一个半月后，张元济“重”罪轻判：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面对如此谪贬，张母却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母亲的理解，让张元济改变了人生坐标。“通艺学堂”办不成了，但他还是决意投身教育。他带着母亲，于1898年底举家南下，去了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今上海交通大学）。

　　大胆启用新人的“伯乐”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历任译书院院长、校长。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任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的这首诗，可谓他为何从教育转向出版业的表白。

　　商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后有商务的职员另起炉灶开“书局”，都使商务几次遭受重创。幸运的是，通过张元济呕心沥血地力挽狂澜，才使商务起死回生，蹒跚前行。

　　通过十年的打拼，商务印书馆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资本增到200多万元（银元），职工达到700多人；建立了一整套编译、出版的发行网，并创建了藏书丰富的“涵芬楼”；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等等。

　　鉴于国内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反感，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月6日从日本方面收回所有的股权。“中日合资”变成“商务独资”，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文化企业、国内无出其右的出版单位。

　　1920年前后，陈布雷、郑振铎、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朱经农、陶孟和、顾颉刚等人先后加盟商务，这些后来身名显赫的“才俊”，都是张元济三顾茅庐请来或转弯抹角地挖来的，足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以王云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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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王云五，得先说张元济的“远虑”。尽管这时的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尽管张元济只有五十多岁，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张元济觉得自己的知识老化，决定起用更有水平和能力的新人。他将胡适作为第一人选。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商务的诚意。但胡适不愿离开北大，只是倾心尽力为商务做了“改良计划书”，并推荐了王云五。

　　比张元济小二十一岁的王云五，一无学历，二无名气，三无从业经历。然而，相信胡适的张元济，还是“冒险”聘请了王云五。

　　王云五没有一纸半页文凭，却有罕见的水平。他担任编译所长后，调整人员结构，严定工作规范，充实编辑力量，制定发展方针。果然，他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创造了商务的第二轮辉煌。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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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张元济，退到了幕后，改任监理，后担任董事、董事会主席，但他仍然为商务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直到1959年8月14日逝世。

　　一个有“人格”的文化人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在1905年曾官复原职，但仅三个月就辞职回到商务。再后来，还有“教育总长”等职务的任命都被他婉拒。在他一生中，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

　　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这个占全国出版量52%、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的“出版巨头”遭到空前浩劫：全部藏书46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计5000多种尽遭焚毁，直接损失达1633万元。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入侵，张元济不顾年近古稀，于1937年编写了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书，是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中撷取的人物故事，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刺秦王而亡的荆轲、仗义而死的樊于期、复仇而死的高渐离……张元济在书中写道：“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党不政”的张元济也有着鲜明的“人格”！

　　张元济的“人格”更是独立的。他曾经作诗颂扬康有为办学：“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然而，他对康有为的人格颇有微词，所以他不入康党。1948年，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9月13日发言时，他敢当着蒋介石的面，历数国民党政权的种种不是。

　　作为“商务之魂”，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鼎盛时期，商务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多家分馆和支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公司职工达4000余人，资产2000万元（银元）。此时的商务可谓家大业大，但居功至伟的张元济却始终公正廉洁，堪称表率。

　　1932年，张元济对留美归来的儿子张树年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写私人信件，从来不用商务的信笺。如果张元济认为自己做的公务不多，当月就不领全薪。甚至在1949年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他拒绝领取会议补贴！

　　毛泽东对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的张元济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还陪他游天坛并合影留念，然而，张元济坚持自己付洗相费。

　　最具意味的是，1949年9月，83岁的张元济出席新政协会议，居然带去他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送人。在新政权里身居高位的陈云、陈叔通、胡愈之、沈雁冰等人，以前都在商务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他们熟知张元济不事张扬，然而不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他在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尤其是有地位的“官人”，更需要“人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