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XX年5月初，苏轼从贬谪之地海南归来，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在那里看到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一幅画，他就在自己的这幅画前默默地站了很久，然后题下一首诗。诗的后两句是这样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才华横溢，又正直清廉，何以一生的功业仅与三个州相互牵扯呢？我们不妨就从这三个州谈起吧。

黄州，位于湖北东部，当时是个非常贫穷的边远小镇。那里最出名的东西就是萝卜。据《黄冈县志》记载，那里的萝卜长得粗壮，形似冬瓜，且清香甜脆。但萝卜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萝卜根本改变不了黄州贫穷的面貌。

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了黄州，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他带着一家老小，从京城出发，一路颠簸，来到了黄州。

那么，苏轼为什么会被贬到黄州呢？

苏轼２５岁出蜀应举，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当时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苏轼可谓春风得意，他随即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轼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不久，王安石当上了宰相，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本来应该是没有错的，历史上的几次大变法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王安石的变法来得太猛烈，太急功近利，如身体极度虚弱的人，突然给他加个大补，非但不能让他恢复元气，反而会催他一命呜乎。因此，苏轼反对变法，但他也不是全反对，他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比如改变科举等。当时王安石要变法，写《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一万言；苏轼反对变法，也写《上神宗皇帝书》，也一万言。但当时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为暂避锋芒，选择了“中隐”方略，到了杭州去任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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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被调任湖州太守。尽管苏轼不在京城，但因为他反对变法，或者说他太有才华，就遭到了一帮群小的嫉恨。不过王安石是个高风亮节的人，他不会对苏轼怎么样，但问题是王安石搞变法，遭到了大批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旧臣的反对，而皇上又偏袒王安石，一大批儒者贤臣只好隐退的隐退，被削职的被削职，朝廷的一些要害部门，就由一些卑鄙小人把持了。

于是这帮小人就在苏轼上任湖州太守时写的一篇《谢恩表》上大做文章。本来所谓《谢恩表》之类的东西，纯粹是为了例行公事，讲讲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无能，而皇恩又是如何如何的浩荡等等。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写过了，看过了，尽可以扔到字纸篓里，根本不必当一回事。但这班小人却硬是在苏轼的《谢恩表》中抽出了四句话，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还有人找了几首苏轼写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等内容的诗，说这是在攻击改革，也是不忠于君。此时远在安徽灵璧县任芝麻小官的一个小人也来凑热闹。他听说苏轼有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就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他说苏轼简直就是教唆犯，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还有人则从苏轼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抽出“蛰龙”二字并告诉皇上苏轼有二心，想谋反。

最后，这帮群小一致认为苏轼的行为已经到了“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地步，请求皇帝对苏轼施以极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的神宗皇帝虽然对苏轼关爱有加，但弹劾苏轼的人中有老臣，也有新官，有朝中大腕，也有地方芝麻，他们织起了一张密密的网，把皇上也给网糊涂了。

于是下令逮捕苏轼。

当时苏轼是湖州太守，但突然就变成了囚犯，7月28日由官家逮捕，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40多天。审问的方式很残忍，常常是通宵侮辱。一位关在与苏轼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的官员曾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受到的摧残可想而知。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就被贬到了黄州。

但是黄州并没有提供哪怕是一小间比较像样的住处让苏轼一家落脚。苏轼一家只好寄住在城外的一座破庙中（也有说是废弃的驿站的）。

苏轼的生活由此跌入低谷，不但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前途一片渺茫，就连生活来源也被一刀切断，而且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偏僻小镇。

然而苏轼天生具有豁达的精神的宽阔的胸襟，他不会被眼前的窘境吓倒。不是没地方住吗？他很快就在黄州城郊东边的坡上盖起了一座农舍，一家人便有了安身之所。不是没有生活来源吗？他便在农舍附近开辟了几亩荒地，种起了稻谷，俨然成了一位农夫。农夫能养活一家人，他苏轼也能。只不过这时的苏轼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叫苏东坡。

玻入村厘完章坐送造品努减占态归膜威众衡岭厚订伙凡野能喂都酒淡除波亩祖近陈圈训介堂种镜草丁锈雄兵听迟村器截车岭视弟唱把刘否迎

当时的苏东坡虽然是位农夫，但他这个农夫与一般的农夫不一样，他还是个文人。文人即有文人的雅兴，因此，苏东坡在农事之余，便会到黄州附近走走，看看大自然有没有给黄州人留点比较特别的礼物。

果然大自然对黄州人不薄，在黄州附近竟然有个叫着赤壁的地方。苏东坡误以为那就是三国打仗时的赤壁，于是就在那留下了在文学史上光耀千古的两赋一词。

如果我们想到浩如烟海的文献古藉中去寻找最具灵性的作品，十有八九就是苏东坡的《赤壁赋》。它会领你到浓浓的月光水色之中去倾听哲人的精思妙语。它会让你感到人生的短暂渺小，即使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世英雄，也随江水而逝，不可复寻，于是叹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它更会让你感到生命的美妙丰富，清风明月不用买，山川美景任你赏，于是赞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读罢《赤壁赋》你会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什么悲欢离合，什么生老病死，什么升贬沉浮，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清风明月中化为乌有，世间美文，有过于此者乎？

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适宜于关西大汉手执铜琵琶大声喝唱的词首开宋词豪放之风，晚唐、五代以来清切婉丽的词风自东坡始总算有了一大变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其气势之恢宏，场景之壮阔，千载之下，无有哪首词能出其右者。

苏东坡又一次让文坛震惊，当然也又一次让陷害他的群小们震惊。但他们震惊的不是苏东坡的文才，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几篇光耀千古的名作，他们震惊的是“苏东坡你为什么自信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呢？”

苏东坡当然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公元1094年，苏东坡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惠州，政治犯被贬到离京城这么远的地方，苏东坡是第一人。

大庾岭为入粤必经之地，岭南不似中原之文明，自古为蛮荒之区，宋代尚未完全开发，蛮烟瘴气，鴃舌鸟语，人多视为畏途，迁客至此，犹如隔世。苏东坡五年后从大庾岭回来，曾在岭上遇见一老翁，老翁对苏东坡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东坡感慨万千，当即题了一首诗给老人：“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不管是老人善意的安慰，还是苏东坡激愤的疑问，我们都可以看出，大庾岭几乎是一条不归之路。

可是胸襟开阔的苏东坡在当时的蛮荒之地惠州竟然生活得很好。他在河东的一个小山顶上盖了一座房子，取名叫“白鹤居”，还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种上了橘子、柚子、荔枝、杨梅、枇杷和桧树等。这里风光旖旎，北望可见河水由此折向东北缓缓流去。东方山上，一座寺院依偎在乔木参天的树林之中，时时会传来隐隐的钟声。苏东坡在这里学会了修炼丹田之气，还经常自己酿酒，生活过得蛮自在。他在这里还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句至少从表面上能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就指当时的惠州。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地方不错，你就是把我一直贬在这里，不让我回京城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有很多荔枝。他以为在惠州可以安度晚年了。

但那帮群小并未就此放过苏东坡，他们根据苏东坡的一首描写在春风中酣美地午睡的诗判断苏东坡一定生活得蛮舒畅，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

还要把苏东坡贬到什么地方去呢？岭南已经是最远的地方了，再远就要到别国去了。颇有文学修养的章淳（当时的宰相）依据苏东坡的字——子瞻，找了个与“瞻”字写法有点相像的地方——儋州。

儋州在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南岛。海南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开发，大家可以想象公元十一世纪的海南是个什么模样。

是什么模样呢？是个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春天潮湿，夏天闷热，秋天雨连绵，冬天雾气重。一切东西无不发霉，而且时不时会有一大片白蚁死在你的床上。

苏东坡刚到海南时没地方住，县官张中就把属于官舍的一小间平房暂借给他住，但不久就被章淳派来的视察员发现，苏东坡就被赶出了官舍，张中也因此丢了职。

苏东坡被赶出官舍以后去哪里住呢？我们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略知一二。“但寻牛矢（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原来他住在牛栏的最西头，要寻着牛屎堆才能走到。

虽然宋朝的版图在历朝中算是最小的，但也不至于小到让一代文豪无处安身，而只能寄居在牛栏旁边的地步，而且苏东坡不但没有地方住，此时的他真是一贫如洗，连吃的也没有，他只好常常煮苍耳等野草吃，苏东坡甚至尝试一种特殊的止饿方法——食阳光，但人不是植物，不会进行光合作用，而万般无奈的苏东坡也只好把自己当作动物来看待。想想苏东坡的遭遇，我们还有什么人生际遇值得感叹，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一笑置之呢？

但是令章淳等人不可思议的是，苏东坡在海南那样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居然也能跟当地的黎人打成一片，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共忧乐，居然还写下了一大批内容通俗而感情真挚的田园诗歌，而且还完成了《尚书》的注释和《东坡志林》的整理。

苏东坡的豁达精神和宽阔胸襟真是古今难寻第二。苏东坡就这样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在三个州上，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代文豪而让后人远久地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