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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遇“高人”，及杂往感而涌，谈谈现在文学的两个派别——守旧派与求变派。

守旧派对前人之言行的认可，那是不言而喻。他们内心总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是前人说过的，就要遵循，不能突破，他们是高山，你要仰止，不可超越，你若敢妄言超越，便引来连绵不断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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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大部分人都有，只是明显与否。最普遍的：我经过父亲的许可，吃了个五成熟的煎蛋，母亲会责备父亲。但若是爷爷许可我吃，母亲却不会责备，一是爷爷的辈分所阻，二是她的思维早已稳固在“老爷活了这么多年”这种模式当中，不能更改。所以对于守旧派而言，他们认为的前人，都是伟大的（当然是伟大），只不过这种伟大，不能建立在“前人主宰宇宙”也似的畸形想法之中。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充分地说明了，前人也有错误，后人只有不断地开垦，才会有更多的农田，才会孕育更多的下一代，才会使社会发展更为迅速。社会发展迅速了，自是后人不断进步所致，如同生物链，不断循环。

推动文明的进步，还有哥白尼的日心说。这个学说并不是完全正确，但相对于地心说而言，高下立判。然而当时，哥白尼为了真理，遭受了许多苦楚。同者达尔文，进化论刚出时，也仅有少数人认同，这种寂寞，亦是折磨。

这些例子，都不是绝对真理，但改正前人，却是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着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中也有不少的错误之处，他的代表作相对论，时至今日，也有敢于求真的学者在不停地寻找错误之处，这并非对科学家的不敬，反之，这种敢于求真的精神，会令文明神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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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被誉为科学世纪，相较以前，那是得到了各类敢于求真求变的学者前仆后继，才得到我们今天这样安逸的生活。在此之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水平也慢慢地升了上来。

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又似掀起了一轮求变热潮，但这股热潮在我看来，似乎不足以与前面举例的学者媲美。这场运动过于偏激，好比把家里面所有东西一次过扔掉，可存折里的钱却只够买一张饭桌，并且家里有的东西，还是坚固无损的，质量是新物无法取代的。

这种过激的思想，又影响了现代某部分人。我曾遇到过很多初学写诗的，他们不押韵，不按格律，却美名其曰“绝句”、“五言律诗”，遭受道那些在诗歌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抨击，然而初学者却鄙夷他们：“诗词讲究的是意境和好句，不是这些累赘。”

这句话，看起来好似由一个超凡脱俗的大学家口中脱出，只不过说这些话的人，却是对文字触感稀薄。真正大学家，岂会如此？再者押韵了，又找不到合适的字，更别说有平仄要求的格律了。

理性的学者，会告诉他们可以不按格律写，但你不能说它是律诗；不按押韵写，你不能说它是古体诗，打油诗也算不上。这样的劝告本是最最理性的言语，但对于初生牛犊蠢如猪的初学者而言，就成了逆耳污言，他们的内心总是以为天下是为其而造，他是被命运选中的孩子，拥有拯救世界的能力，所以不屑于忠言劝告，没有斗量自身，夜郎自大也浑然不知。不消得一头半月，写孤芳自赏的“诗词”，终觉无趣，以江郎才尽之借口纷纷辍笔。

上面两方，是守旧和求变派，他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有自己的坚持，可惜这类坚持是过于极端。倘若理性来分析，新旧俱有可取之处，可弃之处，不能马上将之判定死刑，评旦雌黄只会贻笑大方，合理分析究竟孰好孰坏，这才能使文学素养水平急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