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愧为圣人，在两千五百年前那个商品意识尚未分化，原始道德观念冰封的年代，能够将道德善举同经济回报联姻，其观点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而将这种前无古人的联姻扩充为一种极具广度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更是难能可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的观念是打破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社会群体的道德桎梏和精神枷锁，将商品的“秤杆”作用又继而巧妙的融入了人文道德这一精神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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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回报在道德善举中所发挥的度量衡作用日趋明显化。虽然商品回报不是道德善举中唯一的衡量手段，但它在这种社会道德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特定关系在当今社会中自然也是数见不鲜的。我们很容易在报纸中电视里看到一些类似的报道。如某某同志见义勇为立功受奖，被当地政府部门奖励人民币XX元。98年的抗洪抢险战斗中，“人民的好战士”高建成不幸遇难，党和国家除了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外，还另外拨了几十万元赠给其家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金钱回报这种商品回报中最广泛的方式无疑成了当今社会对善举予以肯定的表达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人们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认同道德善举之前，其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然而在号称“商品经济时代”的现行阶段，商品回报的“超值”现象也大行其道，与两千五百年前的“贬值”现象无疑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在道德善举中充当的度量衡作用被人为的不切实际地抬高了。《环球时报》上一幅漫画一针见血地讽刺了这种现象：一个掉进河里的人大喊救命，眼看就要没顶了，而岸上的人还在讨价还价，看他出多少钱才去救他。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社会道德沦丧的群体表现，但毕竟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无疑折射出了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道德倾向和思想蜕变趋势。

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一席话旨在教会后人如何用金钱去阐释道德，在金钱与道德之间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我们的一部分人在这康庄大道上迷失了方向，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怪罪孔圣人，毕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拿刀去杀人，就怪罪发明刀子的人。如果孔圣人尚未仙逝的话，他一定会说，他是要教会人们用金钱去阐释道德，而不是用金钱去收买或交易道德。

——记住，这才是孔圣人的初衷。如果读了几辈子古书的中国人竟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岂不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