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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2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曾发表过这样振聋发聩的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校长一语道破天机，大学与大师原本就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大师借着大学的土壤生长，大学则因为大师的存在而熠熠生辉。多少年来，这段慷慨激昂的“大师论”一直成为拷问大学的标尺。

然而，大师既是稀世珍宝，必定也是奢侈品，并非每个学校都造得出，养得起。有的学校吸引来大师，而有的学校则把大师驱赶得背井离乡；有的学校培养出了一代代大师，而有的学校则将有望成为大师的年轻人无情扼杀。盛装大师的，不是高楼和庙宇，而是大学的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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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气量，在于其兼容并包的能力。正如母校校训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气量的大学，容得下各种思想，容得下有各种“癖好”的奇才，不会把它们当作“异端邪说”扫除干净，也不会将他们看作“不正常人类”统统赶出校园。有气量的大学，在面对学生和别的大学时有宽容的态度。北美的常青藤学校，允许学生自由地跨校选课，甚至转校，以便使他们能够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文化。而我们的很多学校，为了争抢生源，不惜恶性竞争，威逼利诱，相互诋毁，仿佛仇人一般。由此观之，大学气量相差远亦。

大学的气量，在于其直面批评的勇气。古今中外的名校，在其繁荣之时，都敢于接受各种批评，乐于接受种种质疑。正是在批评和质疑之中，大学得到了完善，正是在直面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中，人们领会到大学之魂。如果抱定“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遇到一点事情就封锁消息，息事宁人，这般诚惶诚恐，如何彰显出大学的气度？

大学的气量，更体现在它经得起政治和社会的冲击。一所大学，在运作的过程中，总免不了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的干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被政府打压。有气量的大学，在政治的干预和打压之下，仍不失去大学的灵魂（或者说不完全失去大学的灵魂），而不是对权贵马首是瞻，彻底沦为政治的奴隶。一所大学，也总免不了被社会影响，受到社会上。有气量的大学，总是机制地应对这些问题，既适应了社会，又能保住一方净土。而我们的学校，面对社会的冲击时，总是要么赌气关起门来，不顺应社会的变化，要么放弃底线，放任社会的歪风邪气在校园里肆意横流。

是啊，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具有非凡的气量，装得下浩瀚的大海，裹得起广袤的天空，容得了批评与质疑，接得住机遇和挑战。 若非如此，怎有能力装得下大师？

钱学森先生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学校里缺少大师？为什么我们的学校里难以培养出大师？”这些，跟大学的气度有很大关系。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校仍然普遍缺乏世界名校那样的气度。或许，它们本身不够坚强，一经社会冲击便不能镇定自若了；抑或是，我们的政策不好，把它们活生生逼成了小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