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奸臣，这话现在不怎么说了。倒是曹操的《短歌行》里的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被几乎所有的嗜酒者记到骨髓里去了，并且随时搬将出来，充作自己贪杯豪饮的理由。

酒是用粮食、水果等经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中国造酒始于何时，谁该拿发明专利--是黄帝，是帝女仪狄，还是杜康--这事难以考证，于今也无关紧要。中国是诗国，杜康因与诗有涉，合该占了便宜，抢得头功。

中国自古就有把酒当鸡、把诗文当蛋的传统。饮酒赋诗，咏志抒怀，早在汉代就被文人视为一种雅事，古乐府里就收录有“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清樽发朱颜，四座乐且康”之类的歌咏。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比曹操更擅饮酒，“刘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天此”。刘伶甚至写了《酒德颂》，颇有“饮者留其名”的虔诚。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没人招伙也要邀月对影而饮。女词人李清照晚年亦有“忘了除非醉”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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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不是骚人墨客的专利，赳赳武夫们做起“煮酒论英雄”的事，更是雄风灼灼，气派非凡。作家梅绍静说身体一向健康的人才敢喝酒，那是喝太阳，喝伟大。此话有点玄乎，想想也不无道理。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果然“浑身是胆雄赳赳”。戚继光人闽抗倭得胜班师，豪饮后醉卧于于山一方石上，后人勒“醉石”二字祀之。这位将军早有妙语：“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和气，仙家饮之；吾于无酒时学佛，有酒时学仙。”何其洒脱。

酒的功能多多。第一是用于祭祀。特别是祭祖，被封建家礼视为“人生第一吃紧事”，至今在墓祭或祠祭时，都可见到给列为神主斟酒和以酒酹地的仪式。第二是用于随葬，古人宁愿相信人死后保留喝酒的功能，否则就白死了。长沙马王堆除出土大批酒器外，还挖出了八坛真酒。满城刘胜夫妇墓内出土的酒多达33陶缸，每缸高70厘米，总量约为5000公斤！第三是医用，有作药引的，有作外用的，更有炮制药酒内服的。第四就是用于宴饮了，《汉书》里早有“酒者，天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的记载。民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也无不用酒，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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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历来有“美酒”之称，于是常与美人绞在一起。葡萄、美酒、夜光杯，多撩人的词儿。世有醒者，把嗜酒、好色、贪财、逞气列为人生四种应戒之事。梁启超认为“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跟济公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一样，取警惕而不弃的态度。女作家张洁则坦言：平心而论，酒的味道是好极了，但让我嗜酒如命、烂醉如泥是绝计办不到的。

酒不醉人人自醉，功夫在于如何控制和把握自己。因纵酒而亡国祸身者史不绝书，譬如：“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能不误国！晋人耽酒，有惧祸避世、惟托于醉的原因，未必真意在酒。饮酒而不做酒色之徒，才叫高明。腹为饭坑，肠为酒囊，人便物化了，多没意思。《颜氏家训》云：“今土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目下常在酒桌上听到一句时髦的劝酒词：“一口蒙．感情深。”人的感情与酒精等量吝观．这才晓得。朝夕宴饮吃喝，疲于应酬，绝非幸事。东坡途次某地，因不胜杯酌，而又不得不疲于应接，乃大呼该地为“酒食地狱”。当今一些乐于应酬的官儿，自己贪杯，还要调侃说“把胃交给党”云云。党何时倡导过大面积地吃请和请吃，拿文件出来看看！

人们对樽前的天花乱坠应有戒心。《醒世恒言》早说啦：以后相处的虽多，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卖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