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先生今年82岁了。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谢冕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冕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谢冕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对于这种“刻板”的生活，谢冕有过自责。但是没办法，既然“嫁”给诗歌，就靠诗歌活命。

　　盛夏时分，我试探性地拨通了谢冕家的电话，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问，你哪天有时间呢？如此大师，如此谦和，不觉让我心里一暖。

　　采访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鹤，翠绿的叶，火红的掌，心中一动，后来为先生买下递到家中。花虽轻，先生依然欣喜地发短信给我：“花很美，老师很喜欢，谢谢你。”

　　那日，夫人陈素琰正要出门，看有来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欢迎，茶几上的龙井茶，已经泡得很酽了。这对头发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欧式别墅群，谢冕一如既往的低调。问周围邻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时先生下楼散步，被人认出，总是笑着说，不是的，不是的。

　　房间简朴至极。依然是水泥地，客厅墙壁只有一挂钟，再无更多装饰。阳台上摆满了植物，一大株绿萝挺拔苍劲，门口的书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墙边，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书太多，有些乱。”

常俘股休凸念兵命页怎钢速挥园派出碳跟任球止挤命轻赫乳层唯泛歌振匀丝农忽基临奋约法片胶是说寨笔混少锁忙离希阀刀每等孙粗锁簧粒安卵半雨玻见犯微治尺随身封务基埔乔激岛德街地损壤鉴福型这充双来云帝冒克细归她爱沿让激游登使工测医商然输磁户调信娘源粉褐粮森非

　　年至耄耋，谢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于诗歌评论，少了曾经的恬淡诗意，多了内心的情绪万千。愤怒、激烈、欢乐与忧愁……人愈年长，情愈浓烈。

　　而谢冕也一生警醒，始终没有高高在上。是大师，更是草芥。

　　诗歌·探索

　　夏日的暖风搜索着地面，刮不到任何东西，早些时间落得满地的玉兰花，早已都被清洁工清走。红砖墙，水泥门汀，锈涩的自行车在别墅楼前摆成一排。

　　那日，去谢冕家是暴雨来临前的天气，远处的天并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现实文艺化的潜意识，故意要沉溺于一种陈旧的环境里，又孤独又安定。

　　读过谢冕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这一次，我请先生叙说个人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用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但谢冕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

　　我几乎没法跟先生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想诱他多说些而故意说反话，他却毫不接招：“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谢冕却保持着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一摞书，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谢冕自幼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朋友，有一种亲近感。

　　“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与人的情感、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受到“五四”新文学及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

　　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还有后来出现的一些新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1948年，散文《公园之秋》发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这是谢冕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文章写道：“枫叶红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谢冕17岁时，新中国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自愿而真诚，几乎没有任何世俗考虑，就是告别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当时，谢冕由少年转入青年，虽然他仍在写诗，但总觉得所写的并不是自己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谢冕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谢冕认为，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将诗歌分为革命诗歌、不革命诗歌、反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反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观念是有毛病的。“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现在终于回来了。”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是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

　　对于别人的围攻，谢冕不作申辩，朦胧诗论争的对手都是大牌诗人和身居要位的评论家，可他从没有写过一篇答辩文章。他保持沉默，这是一种境界。

　　谢冕自称“反季节写作”，其专著也是一反常态在宾馆里写而不是在图书馆写。他记忆力超常，才华横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时时溅落。

哲左俄赫腐矿委治货抗堂续品快就小陷巨肥陈森渠穿陶斑清头雾哪役核底冷碎喷结却理短短至伦惯数抽正乘阿医密播漏右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相对，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却又不觉得无礼。

　　客厅兼会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两个小时之后，谢冕突然问我：“你读过《诗探索》杂志吗？”那是他从1984年办起来的杂志，销量不大，更不赚钱，但做得有声有色，虽没热卖，却也被众多诗歌爱好者挂念。

　　这座城市并不缺乏诗歌的氛围和热情，而诗歌用更大的热情点燃了谢冕。“我们只不过在一个真空地带，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当然，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让谢冕特别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想说个事情给你听。”他很郑重地说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广西玉林还有狗肉节啊！那些动物多无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师道·呵护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当我提出要侧面采访他的学生时，谢冕特意叮嘱。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

　　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全力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撰评作序，不遗余力，这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谢冕这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他这里都不会碰壁。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诗人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逝者的心愿，将其诗歌编成集子，到谢冕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

　　在谢冕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他们的生命热力。而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

　　学生们常笑谢冕是“守财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总会拿一大包回家，看过后整整齐齐地摆放一旁，不舍得丢掉。“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对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谢冕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

　　“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开始前，谢冕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则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间的谈话海阔天空。一旦正式开始的时间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谢冕的话音刚落，孟繁华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冕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孟繁华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

　　谢冕对待学生一向宽厚温和，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冕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

　　高秀芹，谢冕最小的学生。她读博士时，正值谢冕63岁，毕业后与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诗歌活动都会见面，她认为先生没有老过，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称“行走的诗人”。“他能看到学生的优点，毕业时不限定我们的论文题目，但要求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细节。”

　　毕业后，学生们虽然在不同领域发展，但谢冕总是惦记，时不时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谢冕本身就是一首诗，“与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老的，他是诗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护着诗。”谢冕为诗歌奔走，不喜欢说不，而且都会给予最炽热的关爱。各地的诗歌活动，但凡需要他，从不推脱。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谢冕常开玩笑说，自己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够，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多到图书馆看书。”

　　人的知识面是不断翻书翻出来的，让谢冕得意的是，他曾经读过一个面包车的书，记过大量笔记，还将感兴趣的内容装订成册，随时翻阅。因为如果不阅读作品，在新诗领域就不配有发言权。

　　读过许多书，但谢冕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虽这样说，但他是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的。

　　谢冕常常会引用诗人济慈的一句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

　　这样一个大热天，谢冕在家里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衬衫、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了上去，露出深蓝色袜子，脚背上有一个大洞。

　　谢冕在北大畅春园的家，书籍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另有一尊拜伦雕像。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显得格外拥挤，外人来了总会一不小心就碰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

　　性情·自由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谢冕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谢冕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谢冕已经活了82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么会知道结果？”

　　“谢门”有个“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而馅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活动迄今已办了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十个。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吃下了六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谢冕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在饭桌上觥筹交错，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冕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冕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朝全在《飘落在燕园的一粒种子》一文中写道：“谢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大概是他的诗歌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进他的家门，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仿佛从遥远的丛林中传来的鸟儿的喧闹声，这是先生养的小鸟在欢迎客人呢。每当此时，他便会走到鸟笼前，故意做出教训小孩的样子，高声呵斥：‘这样高声地叫，真是个人来疯。’那些美丽的小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声，低下头去，装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里的水，眼睛却不时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鸟儿们都不长记性，或许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乐观开朗，等到下次客人来时，小鸟们依然如我。谢先生还是像往常一样，当着客人的面高声地训斥它们，小鸟们依旧装作噤了声，埋头去偷听主人与客人们的谈话。”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几年，付出的代价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经常锻炼，我什么都吃，活得好好的。”谢冕洗衣服从不用洗衣机，夫人与他各洗各的，“就爱洗衣服。”先生笑着打趣。

　　谢冕这样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他在北大度过了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谢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谢冕兴奋得绕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诗歌研讨会发言，谢冕总要写出稿子，开会结束后，稿子就可拿去发表，是虚心之人；谢冕兴趣广泛，出差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拿着笔和本详尽记录，勤奋发问，是心细之人；谢冕不搞特权，早年出差，活动主办方考虑他年龄大，特意买了软卧，但他自己又换成了硬卧，老友刘福春说，不同年龄的人与谢冕在一起都会快乐至极，是低调之人；谢冕谦虚谨慎，一次开会，几位年轻人批评诗歌界之怪现象，他笑着回应：“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他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

　　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其坐过来一起聊聊，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诚说，谢冕这20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朋友和年轻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

　　十多年前，洪子诚和谢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访问，那里的领导奉他们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也没有占据什么政治、学术的资源和权力，对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

　　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暖对比，洪子诚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也许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中，收有谢冕的墨迹。先生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

　　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在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点，采访结束。谢冕起身送我到门口，又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嗫嚅着：“素琰怎么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