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郭汝桂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谁又能料到，这个男孩后来竟成为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最大共谍”。

　　投身黄埔军校，秘密加入共产党

　　1919年，郭汝桂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省城读书。1925年底高中结业，其堂兄川军师长郭汝栋建议他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郭汝桂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随着北伐捷报频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郭也随军校一部前往武昌。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职，是郭汝瑰的老师，郭深受影响。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因为是郭汝栋的堂弟，袁镜铭告诉郭汝瑰，这个身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仍与共产党合作)对立。一天，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办公室，通知他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吴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奉命随第十四师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调集近百万主力部队，自任司令长官，在淞沪地区与入侵日军激战。第十四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畏敌，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要副师长代理，副师长也不愿干。师长于是让郭汝瑰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喊“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危急关头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身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遗书写得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郭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阵地仍未丢失，到奉命撤退时，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他一件毛衣。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将。郭随军撤退到武汉不久，被任命为陈诚嫡系部队五十四军参谋长。

　　淞沪战役后，郭汝瑰备受陈诚赏识；武汉会战时，善于战役谋划的郭汝瑰更令陈诚刮目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会战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成为暂编新五师师长。

　　新五师是由各地山寨武装、土匪武装新编的杂牌部队，众将官谁都不愿意前去训练和指挥，担心丧师失地而丢官舍命。郭汝瑰运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训练和指挥新五师，实行经济、军事、生活“三公开”，并身体力行，雨夜里常与士兵共同守卫在最前线的牛棚内，教授如何以五人为一战斗分队的方式，“巧攻”敌方中心阵地，大量消耗日军精力与火力，切断敌军供应线。他鼓励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样同住同吃同杀敌，谁消灭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抗日英雄的大奖。1942年2月16日(正月初二)，郭汝瑰指挥国军杂牌新五师，出奇制胜，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夺回长沙战役中最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汨罗江防线，俘虏一批日军和枪炮，创造了抗日保卫战中的经典战术，使日军1942年春节占领陪都重庆的狂梦成为噩梦。在会战中，郭汝瑰因指挥得当，以弱胜强，受到当局的嘉奖和青睐。驻陪都重庆的中外各国新闻界，也连续数周宣扬了郭汝瑰的奇迹。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庆参加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研讨如何对日作战的高级国际军事会议，受到四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后来英国还请郭代表重庆政府去英国讲授30天的破日军“神奇”战术课。郭离别新五师回重庆时，爱国人士慰问奖励他五千银元，他却未要一个，全部拿来奖励士兵。当时，郭汝瑰不爱金钱的“神奇”性格在国军上下越传越“神奇”。宋庆龄女士多次用英语向外宣传郭汝瑰是“无野心无私心”的将军。

　　不久，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蒋兼任团长)副大队长，成为蒋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与董必武秘密会面，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它“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冷僻之地，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对任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言：“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他表示一定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了。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董必武)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去。次日，郭汝瑰得以与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烛夜谈。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杨森为司令)，拥有两师一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交代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5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返回四川。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后，他们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继续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到处腥风血雨，但郭汝瑰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改，仍为入党努力。1928年5月8日，在重庆綦江县任驻军连长时，郭汝瑰由同学袁镜铭介绍，终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二十军军长郭汝栋率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此时，袁镜铭已离开郭部，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郭中弹负伤，被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被调到黄州二十军部担任参谋。而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也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再次中断与组织的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设法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并派亲蒋的陈孟熙等黄埔生前来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为了应付蒋介石，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晚年回忆说：“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不爱金钱，屡立战功，蒋视之为“军界精英”

　　1931年底，郭汝瑰与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回到上海，他与三名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几经周折，进入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校址在南京，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杨杰。杨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不久，蒋介石自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校务实际仍由杨主持。郭继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郭入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继续深造，还未毕业，就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郭汝瑰见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曾粤汉推荐，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陈诚所属的十八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就到蒋介石筹办的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将官队受训。

　　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在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郭汝瑰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与调停的国共谈判。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之后，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任命郭汝瑰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郭汝瑰深知目前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陈诚起初不明白，郭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的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8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就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

　　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4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份特殊贡献。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

　　屡次提供绝密情报，差点被识破身份

　　郭汝瑰要求恢复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国民党官场中，坚持廉洁自守。

　　1946年郭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

　　由于郭汝瑰人才难得，人品出众，越来越得到国民党中枢的赏识。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得心应手。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邀请作战人员到他官邸出席晚宴，并研究山东方面的作战。20点30分，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郭汝瑰与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出席晚宴。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当场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一记下。

　　回到自己住所后，郭汝瑰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正巧任廉儒来访。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后来，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因知己知彼，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战役前夕，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与郭汝瑰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大家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订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有关部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到解放军指挥机关了。

　　郭汝瑰频繁地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这个明眼人，就是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杜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瑰经手，开始怀疑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杜已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疑心。一次，蒋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见。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安身。

　　郭汝瑰后来回忆：杜聿明如何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他说：“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是谁？”我问。“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郭汝瑰回忆录》)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大赦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国共两党的激烈谍战，由此可见一斑。

　　率军阵前起义，为解放大西南撕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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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郭汝瑰回忆录》)

　　1948年10月以后，郭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其心愿转告党。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郭说：“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郭于是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后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随着解放军进军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他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率七十二军起义，破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解放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立了奇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

　　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几经坎坷，重新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6月，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郭又争取重新入党。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为广罗人才，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当时，到军事学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郭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给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因此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军长，只好屈就军事教员之职，一晃就是18年。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也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56年6月，在肃反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教员程宗晋“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某号，并胡乱编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郭汝瑰于8月8日遭到隔离审查。但不管如何逼供诱供，郭始终不说假话。审问员提到郭汝瑰等“特务”在玄武湖船上召开会议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于是对审问员说：“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飞到玄武湖开会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一次帮助整风座谈会上，郭汝瑰曾直言：“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但这竟被说成“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又遭批判。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总算逃过一劫。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郭汝瑰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县政府所在地渔洞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北碚。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表达多年的入党愿望。随后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郭汝瑰终于成为中共党员。孜孜追求入党35年，直到年逾古稀，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97年10月，郭汝瑰在送爱女途中意外发生车祸逝世，享年90岁。这位经历曲折的军事家，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