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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只是帮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惹火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的惨叫从历史幽暗的隧道尽头呼啸而来，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剧痛撕裂着他的心。他痛啊，可他就在这无边的疼痛中写出了光耀千秋的巨著《史记》。

病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了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艺术创作往往就是病中的呻吟，很多奇才大才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诗人车前子，他的笔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那绝不是构思而出，那是上苍的点化。他腿部有疾，行走不便，奇人奇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才子身上。据说他出世时便面红耳赤，接生婆刚刚从母腹中将他接到手中，在别的婴儿都要啼哭时，他却狂笑不止，把接生婆吓了一大跳，认为是怪物，慌忙扔到地上，这一扔，就摔坏了他一条腿，让他疼痛了一辈子。在姑苏，在离唐伯虎故居不远的一处民居中，车前子一个人画扇面写毛笔字，偶尔他会在虎丘或沧浪亭梅山下竹丛中踽踽独行，在中国文坛上他独步多年，他身后，一条奇特的艺术之路在雪地上延伸。

史铁生的境界也是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如果不瘫痪的话，他应该是个人高马大、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也不会从事写作吧。陕北窑洞的插队对生活让他患上了风湿病，最终致使他无法站立行走。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从孤苦家庭到街道小作坊，黑暗无边的日子让他生不如死，他一次一次来到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的灵魂之作，艺术像云彩托着他进入天堂。而他，他们，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曾经走过长长的地狱。

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颗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它，一年又一年，原来那不时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人其实亦是如此，如果司马迁未受宫刑，心灵不痛，他可能写不出《史记》，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官吏罢了，就像正常的河蚌不会孕育珍珠。当然，这不是说处以宫刑是件好事，司马迁宁愿做个平庸的常人，也不愿终生承受那敏感状态。

让灵魂始终清醒吧！疼痛最终将心灵打磨得雪亮，放射出一种光芒，天才和伟人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音乐家贝多芬，耳聋，但他却听到了宇宙间最瑰丽的灵魂乐章；作家博尔赫斯，盲人，阿根廷一个低微的图书管理员，是他，洞若观火地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的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在人类精神的崇山峻岭间，他登上了一个健康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