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一天早上，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和屯子里的一帮高年级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中途，不知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这帮孩子群中一个要饭的老头。他两手操袖，和我们一块朝着一个方向走，一会冲这个孩子问："有没钱？给点！”一会冲那个孩子问："有没钱？给点！”别人不是躲他就戏笑他，没人怜悯他。他到了我的身边，说："这个孩子一看就仁义，给我点钱吧！"我也知道这个老者是在哄我的钱，但是我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躲他和戏弄他，而是恭恭敬敬地站住，弯腰从很深的棉裤兜里掏出了几个硬币，递给了他。还有几个硬币没有掏出来，我又弯腰往里掏，掏出来又递给了他。老者第一次接我的钱就很知足了，已不忍心再要我的钱了，迟疑了一下子说："小孩儿不用了，剩下的你留着着吧！"

我还是给了他。这几枚几硬币有着我的体温，潜藏着我多少渴望，老人知道它的分量，把钱揣进了腰兜，对那帮孩子说："你们的书白念，就这个孩子有出息，长大了能当校长！"孩子们哄地一声笑了，立时有人管我叫“校长”。我涨红了脸。从此“校长”的绰号一直伴随着我到离开果园这个地方。这时的我已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了，我的学习是全班的劣等生，叫我“校长”是在嘲讽我。离开头道沟小学，我怀着对门树琴老师的怀念，来到了昌图镇小学，上课的第一天，我就遭到了老师的讥讽。当时老师对刚转学来的学生都有试探的心，年轻的女班主任让我到黑板上写一个学过的生字“国”，我先写了一个“口”，然后在“口”里写了一个“玉”。班主任用教棍敲打着我写的“国”问我："你们家盖房子先封死了门窗啊？门窗封死了，人从哪进去？”

全班的同学哈哈大笑。我红着脸低下头，不敢面对师生。中国字书写的顺序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等要求，从此我虽然记住了汉字的书写要求，但对老师敬而远之了。几个月后，我转入了昌图镇的试验小学，升入了二年级，年轻的女班主任常在课余时或课堂的剩余时间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老师讲的一个《害人害自已》的故事，我至今还深深地记在心里。我刚对她产生有如对门树琴老师的依恋，一件使我与老师隔阂的事发生了。这是夏季的一天下午，学校开大会，平时一节课45分钟，下课了学生们就上厕所。

校长讲话，就不受45分钟的限制了，讲有两节课了，我有尿，要上厕所，老师把她认为应该去的男女生放去了，看到我举手也不给假。我也真憋不住了，心里有怨，自言自语地说老师“偏向”，还小声地骂了老师一句。这一下子自己可惹了大祸。我的身边有一个从高年级降到我们班级的男生，平时就两面三刀，当面尊敬老师，背后竟出坏点子捣乱，正好这会儿他也要上厕所，老师没有批准他。他立刻向老师报告："老师，你不给他假。他骂你了！”老师听了后问我，我承认了，老师批准了那个降级包子的假，也批准了我的假。如果老师再不批准，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我行我素地上厕所了，因为那时的我已经转过了三次学，开始有了自己的胆量了，对老师虽然尊重，但碰到老师的不公时，有逆反心理了，更何况我都快尿裤子了。

到了放学的时候，人家都回家，老师把我留下来，我孤独地呆在黑洞洞的教室，老师去吃饭了，也不知啥时才能回来，我又饿，又害怕，天晚了，我自已还要走七里多地，途中要穿过一片树丛，要过一条河，路过的那个屯子有好几条恶狗，半路上碰到陌生的孩子还可能挨欺打，还害怕到家挨了妈妈的打骂。星星都出来了，老师还没有吃完饭来批评我，我后悔为什么说老师的坏话，后悔为什么骂了老师。我在教室里哭泣着。老师终于回来了，她见我没有逃走，还在等她，一边打着饱嗝，一边说："天晚了，你先回去，明天给我写个检讨书。”把我放了。我的妈妈抱着我的三弟领着我的二弟站在屯子的路口上等我，见到我回来了，看见我还在抽泣着，问明了事情后，擦着我混划的脸，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那一次，我哭得上牙打下牙，所有的牙根都发麻，至到中年我的爸爸去世时，我悲伤流泪时，上下牙还麻得头晕。我升入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老师是一位二十三岁姑娘，高挑的个，一对黑宝石般的眼睛，双眼皮，两条大辫子过腰，是省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出生在日本的东京，长在沈阳，能歌善舞，说话的声音十分好听，在学校老师是鹤立鸡群。她在别人的忌妒养成了高傲孤独的个性，也不会爱护孩子们的自尊心，强盛的上进心又促使她刚烈武断。在她的班里我们受不到外班的歧视，但也很少得到她温言细语的教诲。有了过错，她总是历声地教训学生。我们爱她，更怕她。那时我的爸爸妈妈选择居住地没有能力考虑我上学的远近，家总是离学校很远，走近路要过一条十几米宽的银河。

银河四季流水，河上没有桥，踩着石头过河，河水浅的地方到膝盖，深的地方齐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夏季还好说，秋冬就吭人了。怕掉进河里，我常常走大道，从一座日俄战争时日本人修的水泥桥上过，多绕三四里地的路。因此常迟到。谁迟到了，谁就站在前边像展览品似的让大伙看。直到老师愿意让你回座了，你才能回座，有时有的人一节课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座上去。我一回羞，两回皮，三回四回就不在乎了，脸皮就厚了，挨批评当展览品也不当事了。

冬天我感冒了，耽误了好几天，没有学到除法的课，本来老师答应给我单独补的，可是却没有为我补，从此我对算术一片茫然。我成了老师眼中的笨蛋。那一天，我又迟到了，胆突突地进入了教室，老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害怕地立在了门口，低下头，没有老师的允许，迟到的学生不能上坐，我等待老师让我“回座”的命令。老师到我的面前历声地说："靠边！"并狠狠地暗中使劲掐我的胳膊用力一推，我的鼻子险些碰到了南墙上，她又掐住我的脸讥讽地说："这么胖，纯牌是一台造粪机器！"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真想找地缝钻进去了。从那以后，我在课堂上一旦淘气，老师总是暗中连掐带拧的从坐位上往出拽我。我也毫不客气地当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质问她为什么掐我，为什么拧我，并扬言要找校长去告她，她也气得干脆就嚷："掐你啦！拧你了！”

我挨留的时候太多了，三年级时几乎天天挨留，等老师吃完了晚饭，天黑了，她才漫不经心地回到教室，浮皮了草地批评我几句，然后放了我。我的逆反心理日益强盛。常常迟到了我就不进教室了，在外面逃学。有时上课，老师在前面写字，我就把老瓜瓢的籽放得满屋，于是，教室里弥漫着象棉花绒子一样的东西。老师也猜不着是谁干的。有时正上课呢，我看她不注意就跳窗户逃学了。有一次全校早操后书记训话，训完话后，老师把我留下，送到了学校书记面前。意思是我在书记讲话时不注意听，让书记来惩外我。我们班有许多的同学在书记讲话时交头接耳，我记得我并没有和他们那些人一样，怎么偏偏把我交给书记呢？我感到很委屈，也很害怕，我和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在书记屋里站了一会后，书记从外边进屋来，出乎我们竟料之外的是书记一句也没批评我们，只对我们说："要上课了，都回去吧！”回到班级，我是经过学校书记“批评”过的人了，在同学们的眼中是一个英雄似的人物了。

不久老师家访到我家对我的妈妈说：“你的孩子表现不好，逃学、顶老师、不写作业，他被开除了！”我这时还在逃学中，还没有回到家呢，等到我回家后，妈妈把老师的话告诉给我，说："你别去了。老师把你开除了，等你爸爸回来到学校看看，找找人，看还能不能让你念了。”我说：“比我还不好的学生都没开除呢，班里有人动刀扎人，还有偷东西的，都没开除，能开除我嘛！要开除我，得拿学校盖着红章的证明信！”那时候老师常吓唬班里的淘学生，说开除这个开除那个的，我们淘孩子们在一起合计过，懂得要开除学生须有书记和校长盖章才行，所以我有主意，照样去上学。但是表现却比以前好多了。

老师在全班学生面前不点名地说："咱们有一个学生已经除名了，他愿意来他就来，他愿意走他就走，大伙不要向他学习。”我和全班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是在指我而言。我也不吭声。师道尊严不能说不对，但是一个小学里类似我这样的师生关系很多，这对于不久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起因。毛泽东再有能力，若没有全中国各校师生的响应也难以成功。从我上小学一年级看到小黄毛子挨打到我上三年级和老师关系的紧张，透露了中国一代青少年将要和上一代人分裂的信息。但是我从来没有批斗过我的任何的一位老师小时晚我不理解苦待我的老师，长大了我知道老师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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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人的成长进步而喜而忧的，是父母；我的老师恨我爱我是缘于我的表现。学生是不能用孩提的心态来判评自己的老师的。我的老师给我的是恨铁不成钢的爱。这爱有如园丁修理不成材的小树，都是有情有义的，只不过是功在末来而已。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最后都成了我终生爱戴的人。三十一岁的那年，我寻到了我的小学三年级的老师，她已离开了本地，我专程去看她。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我长大了，眼睛还像小时候那样，又黑又亮，忽闪忽闪的，老师津津有味地讲着我小时候气人的事，老师看到学生的成长进步是那样地高兴和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