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这既是故事的主题，暗喻着人生的常态。纵然是拿破仑这样伟大的皇帝，传递自由精神和“革命”的魅力的意大利人，即便他其实试图恢复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似乎在这个主题之下，也可以被分解成无数个喧嚣的会议、虚情假意的外交辞令和一场又一场令人疲乏的战争。——在纷乱中爆发出一点高潮，随即又回复到更低、更虚无的现实中，这不但是指战争这一对象，换言之，故事里的家庭生活、社交环境，也同样暗暗反映着如此自相矛盾的逻辑。托尔斯泰是一个擅长记录生活，更具有不自觉遵循生活中某种“必然”的逻辑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他在试图表达深刻主题之外，常常能催生出一些令人猝不及防的生活喜剧。而他自己也深知：也许出于情感，他对宗教和土地有不可理喻的爱意；但出于他的教育和理智——实际上常常因为不断反省而转向虚无。有趣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总有些真理不可置疑、不须反思——“信仰”就像大主教的遗体，一旦浮现出尸瘢，无法映证那个全能的神，软弱的人就会堕入怀疑的危机中。也许在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眼里，托尔斯泰是个从内心深处真正软弱的人，他并不具备他所标榜的那样的信仰。

以此为准线，逆推向《白痴》和《群魔》，与托尔斯泰完全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愚人”或曰“圣愚”刻画得浓墨重彩，并且赋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以信仰试炼。后者更坚信，信仰只有在愚人身上才能保存，也许是因为愚人这个形象背后是更具有希腊原始癫狂精神的，离崇尚“科学”的现代文明，更远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向信仰深处挖掘，他不去探讨生活的意义，因为那与宗教精神相比，显然是不值多费口舌的。托尔斯泰则孜孜于询问人生的意义，却同时点出构成人生的全是片段——试图极力描摹的作者却无法从中提炼出意义。他所描绘的虚无人生，是使深入探索那种宗教信仰——亦即有力托住虚无之花的花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癫痫症患者，一个体验过极端事件的人，也是托尔斯泰的后辈，读后感.正是从这里找到撬动问题的铁锹，并且一气呵成解答了前者。也许，从这种对信仰的肯定层面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否定了前者。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在多年后旅居美国时，创作了一系列描摹黑色喜剧以及精神病症状的作品，其中一度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描摹成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是发现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极端偏执情结，纳博科夫将深刻和偏执冷静地隔离开了：但他又留下了诗歌一样的语言和，某种不可言喻的阴郁情绪。去其筋骨而欲保留神采，得来的结果却终究有些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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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托尔斯泰在贴地描写生活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深刻。他真实地刻画着生活，也提炼着生活，从而通过体验，以生活的流动状态而表现了他所看见、并且隐约触摸到的深刻真相。他从深刻的主题出发，最终渴望朴实的道理，这也合乎生活的逻辑——因为渴望某种抽象的概念而前往具体事例中探寻真理，反而经过真诚的体悟而变得朴实。

《战争与和平》第三卷中，安德烈公爵在得知娜塔莎的私奔一事后，感到生活虚无，没有意义。战场上的荣誉感转瞬即逝。托尔斯泰展现他的虚无情绪：“他越关心眼前的问题，以往的事就离得越远。以前那个高悬在他头上的无限高远的苍穹，忽然变成低压在他身上的拱顶，那里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但毫无神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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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托尔斯泰，还是不忘记展现他一流的刻薄手笔，童山老公爵家里，生活一成不变：“玛丽雅公爵小姐依旧是个胆怯、丑陋的老姑娘，永远生活在恐惧和苦恼中，毫无意义毫无欢乐地虚度着青春年华。布莉恩还是一个春风得意卖弄风情的姑娘，快乐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瞬间，并且满怀最美好的希望。安德烈公爵觉得，她只是变得更加自负。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德萨尔，身穿俄国式礼服，同仆人们说着生硬的俄语，但还是那样智力有限，教养有素，品德高尚，思想迂腐。”

我可以想象，托尔斯泰在家中看着他可爱的妻子儿女们，面对繁琐农务时，大约用的就是如此流露一丝讥讽意味的语言。对他来说，过于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智力居然是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