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的伟大体现在诸多方面，我认为其中较突出的一点是，曹雪芹在这部书中架构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强化横向的扩展，着力表现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纷繁的人物关系，弱化纵向的时间变化(前八十回的主体时间仅是“三春”)，这种整体化、集中化的构思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而这样的小说架构又决定了作者在文中介绍这一家族体系时需从宏观、微观、实体存在、主观感受等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绍。于是视角的转换成了一种必然。在我看来，这种转换可以用一种现象进行解释：在现代魔术表演中有一种暗箱魔术，表演时魔术师把助手装入箱中，再用多把长刀刺箱子，直到形成刀刀刺入的效果。而在小说创作中，各种视角正如刺入铁箱的长刀，从各自不同的方向直刺入小说架构环境的中心。在《红楼梦》中，这些刀是林黛玉初次投奔外祖母、对各位人物的小心琢磨，是贾雨村的“门子”给主子递上护官符、首次对四大家族整体介绍等等。曹雪芹构建这些长刀，是为了使它们均在《红楼梦》的开篇之处，对贾府这只难以知其内容的“暗箱”进行不同角度的刺入。

从对贾府进行多角度描写的方面看，刘姥姥与贾府的关系与书中其他的任何人都不同。她这把“刀”的刺入位置也就有其独到精准之处。她的女婿，祖上与王熙凤所在的王家强连了宗，女婿的父亲又与王夫人陪房周瑞有旧，刘姥姥才因此有了可以进贾府打抽丰的机会，因此，她是和贾府有小型利益关系的“府外人”。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前提，能够使刘姥姥以主体的直观感受直接触及贾府的细化、实化的状态，又不过于强化贾府的世态性信息。另外，刘姥姥得以“二进”“三进”荣国府，这就形成一个连续而又渐进的情节过程，对贾府的客观情况的描写持续进行。作者用更易于接受的主体感受而非言谈介绍刺入贾府的内部情况，用次要人物构思自由化特点自如地将其刺入最精准的位置，使读者从刘姥姥进荣国府中看到了贾府的物质层面，一个需要与书中人物情感并行的层面。

从《红楼梦》的谋篇布局来看刘姥姥这把刺暗箱的刀，刺入了最精准的位置。我们知道，《红楼梦》这一着力展现皇亲家族生活宽度的作品中存在很多条行文线索，它们分别从时间、情感、人物关系、贾府内外联系等各个方面构建出小说的主要架构，更多的故事情节再由这个架构上展开，丝毫不乱。笔者认为，刘姥姥进荣国府也应该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一条线索，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展现贾府贵族生活与乡野村俗的多方面碰撞。从文章内容来看，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被安排在了一个不寻常的位置。第六回回目是“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我们知道，贾宝玉梦遇警幻仙子的故事情节在全书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重要到成为前八十回中唯一一次指向小说题目的内容，这样的一个中心情节与府外之人进贾府要钱的生活细事相衔、贾宝玉这样一个主人公与一个只在前八十回出现过两次的村妇相衔，似不像曹雪芹“一笔不肯落空”之态度。更不寻常的是，在写入刘姥姥这看似突兀的情节后，第七回又重新恢复到构建《红楼梦》多维架构中来(对书中多个主要人物同时的正面描写的继续)。此线在一个回目中以空间顺序将七钗之景娓娓道来，更是照应作者“金陵十二钗”的艺术构思。那么在二者之间的一进荣国府的内容也应与小说中心情节有关。再联系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刘姥姥在贾府中的影响明显增强。她与贾母，王熙凤，宝玉都有正面交流：贾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人说说话，听听乡野市井间的新鲜轶事；贾宝玉从刘姥姥那里得到对于女儿遭遇的牵挂；王熙凤则打听乡下人的经验，给巧姐儿驱邪治病。刘姥姥的这种影响在范围与深度上都有更广的辐射，最明显的辐射，则是我们在巧姐判词中看到的“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直接指向后文中的巧姐命运。这些辐射在《红楼梦》其他的次要人物身上都不曾有过。那么我们可以说，刘姥姥进荣国府，是从府外人角度写府内正事的线索。刘姥姥这把“刀”刺中了荣国府府内之事，未来之事，达到了作者所希望的深度。回过头来看，第六回就是线索的起始部分，刘姥姥与荣国府的深入关系自此展开。它与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作为情感线索的开端、同周瑞家的送官花作为“十二钗”主题线索的开端是一样的。这样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形成一个多角度描写，多线索并存的美学结构。

从《红楼梦》说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来看，与同时代的人情小说相比，“他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5)，其思想达到了崭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又以桥梁架设的形式展开。清代中期的大的社会背景是拜金主义思想在社会广泛的阶层中弥漫，士人们追求名利，百姓们依附权势，成为了当时人们不欲提倡却也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社会背景，再加上明代人情小说的影响，为迎合市井百姓的阅读需要，清代时的人情小说大多就“描摹事态，其见炎凉”(6)，本质并未走出才子佳人、士人歌女的传统套路。而反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时意图，可见它与同时代的人情小说有本质的不同。《红楼梦》的作用不仅在于反映清中期的世间百态，作者要揭示的是一个繁盛家族的兴衰，是作者所经历的家亡之悲，是“假语村言”背后的“真事”。因此《红楼梦》需要一座艺术创作的桥梁，飞架于书中的微观世界与社会现实的宏观世界。刘姥姥在书中的一系列人物活动，正是通过人物塑造、情景设置而架起的一座桥梁。

这种桥梁式塑造本在艺术创作中较为常见。如《神曲》在内容上构建的宗教严谨美的神学空间与世纪社会中的教会、教皇间的构架。“在这些幽灵之中，我还认识几个，我最看的清楚的是那个因为懦怯而让位的。于是我明白了，这一群下贱的人为上帝所不喜而为他的仇敌所不容。”(7)这是作者在书中的世界里为现实中的教皇设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桥梁，使得书中内容与对教会压制人性的批判的现实意义很好地表现出来。在《红楼梦》中，“桥梁模式”不仅仅联结了创作与现实，而是更深一步，联结了创作与整个社会群体。曹雪芹于乾隆前期已经从富贵贵族之家走向没落之境，因此他既受到文人雅士的上层社会环境影响，同时也接触到身份低下的市井百姓的生活状态。我们从《红楼梦》中既看到联诗作画的雅事，也能看到刘姥姥感慨“(王夫人)拔一根汗毛比咱们的腰还粗”的市井真言。刘姥姥作为造访上层社会的底层百姓，她的出现联结了农民生活与贵族生活，联系了势力目的与奢华风气。联系了清代两种对立群体的交汇与矛盾。《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受众对象主要是当时社会广泛存在的中下层民众，刘姥姥这一任人物形象作为桥梁模式的出现，把书中小说环境与整个社会作为阅读群体民众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使读者从自身角度产生共鸣，从自身出发通过这个桥梁品读皇亲贵族之家，微观的小环境与宏观的社会群体以曹雪芹的创作而融洽，从而使小说有了关乎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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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受社会背景及与之共存的社会群体影响。受作者精心构建多维家族体系的需要，刘姥姥进荣国府有了更深入更纵宽的思想与文学创作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部有思想深度、有欣赏意义、有创作规模的文学作品会从多种思路架构作品内容，对整个社会群体进行入世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广义上的优秀作品的真正价值。刘姥姥的文学意义作为作品本身的“刀”与社会群体 “桥”，值得我们对于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进行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