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中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经历着无数次“江山不改人已换”的历史变迁。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种变化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看出一点天下兴亡的端倪。

自古以来，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的兴亡，首先在于为人君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和行为的好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一个国君无德无能，行为不正，他的臣子又能好到哪儿去呢？如此一批人去治理国家，他们的国家还能强盛吗？反之，一个国君德才兼备，则其国家之强盛就指日可待了。大家都知道，刘备之子阿斗，不仅平庸无能，而且整天不务正业，一会儿吃喝玩乐，一会儿又斗蟋蟀去了，真是枉费了他父亲白帝城托孤的一片苦心，也枉费了孔明尽力辅佐的几番汗水。后来蜀灭，阿斗难道不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吗？后人称之为“扶不上墙的烂泥”，此言得之。太宗李世民聪慧过人，一世英明，“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又得魏征等贤臣辅佐，如鱼得水，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正因为如此，才有后人盛赞的“贞观之治”。这一些都说明当神器之重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兴亡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统治者是一扇窗，那么，他的德才就是窗架，品行就是玻璃了，玻璃是否脏了，百姓一目了然，要是窗架烂了，怎么擦玻璃也是不济事的，那么，人们就要换窗户了。

民乃国之本，臣则国之柱。正所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人人都说民众的力量是最可怕的，这话不假，一位国君对待民众态度的好坏，是天下兴亡的又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臣们能够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好事，而君主也能够慧眼识得英才并能够知人而任，甚至择善而从，则国家之兴旺发达是不在话下了。反之，则情况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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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暴君，其统治手段之残忍在历史上是鲜有的。他鱼肉百姓，对百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为了堵住天下人之口，他钳民而致天下人“道路以目”，更设立酷刑，镇压百姓，他还杀贤臣，留下一群溜须拍马之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后周挥帜进攻，守城士卒纷纷掉转矛头，反抗商纣王，纣王众叛亲离，只得引火自焚，留下千古骂名。他怎么知道百姓是一座活火山，爆发出来就会有灭顶之灾；他更不知道，“气压”不能太高，堵得住人言，堵不住人心!悲哉!刘玄德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孔明；爱民如子，过江流泪为父老；掷子于地，义薄云天爱子龙。后来，蜀与魏、吴鼎足而立其缘由是与“简能而任”分不开的。

康熙帝对百姓实行永不加赋的政策，使百姓生活富裕安定；他亲自探望含冤带屈的汤若望步入牢房，又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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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如果说民是水，臣是船，君是渡河的人，船破了，它就会沉下去，渡河的人就会被淹死。可是如果及时发现漏洞并修补好它，那么，船就可以安全到岸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对于任何外来侵略都应与之对抗，不惧强暴，不欺弱小，这一点，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南宋之所以被外族入侵，受金人统治，就因为南宋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其朝政的腐败不堪。朝廷内部，奸臣当道为了个人私利，秦桧处处陷害忠臣良将，竟然连夜十二道金牌召回枕戈前线的岳飞，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轻轻地掩盖了将军一生 “精忠报国”的宏愿。在历史的长空，只留下一声“还我河山”和一曲《满江红》供后人缅怀。国家破亡，外敌猖狂，这不是南宋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其朝政的腐败不堪又是什么？

清末，洋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贪婪地瓜分着这块关闭长久的肥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经过孙中山、毛泽东等一大批优秀人物的艰苦奋斗和他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才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崭新的春天。

以上史实都告诉我们：向侵略者低头就只有砍头的命。如果说侵略者是野草，我们就应该是拔草的人。不然，它就会吸取地里的营养，淹没我们的庄稼。

“纷纷世事无穷尽，后来凭吊空牢骚”，天下兴亡的道理，历史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