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一代变法名相
1000多年来对王安石有各种评价:或颂其为融皋夔契之才于一体的贤相,如梁任公;或骂其是集阴险恶毒之罪于一身的奸臣,如林语堂;而我们这代人则知其主张变法。
我看的这本传记,文学色彩很浓,主观倾向很强,参考书目也不少,读后还是颇受教益的。
王安石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江西清江,爷爷是进士,爸爸是进士;22年后,王安石也荣登进士,甲榜第四名,开始了传统中国读书人从学子到士子的转变。
当时的北宋,距“黄袍加身”已多年,国家表面上风平浪静,尚算稳定,但积藏多年的隐患逐渐显现:京师里,王公大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地方上,机构臃肿,官员超编,冗兵严重,国防危险,社会渐趋凋弊,百姓生活困苦。“谁令昨夜雨滂沱,北风萧萧寒到骨”、“悲怒百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王安石把一切都看得很透彻,伴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的丰富,其对朝廷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忧虑也不断深沉,于是提笔写下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思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仁宗不“仁”,英宗不“英”;20岁的神宗继位,青年人激昂奋进,要力挽国势,振赵宋国威。王安石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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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各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纷递出台,全国一派革故鼎新的气象……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国情”,它恪守所谓天命和祖宗法度,忠诚与顽固都到极致。“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这是千余年后作为“同志”的梁启超的感慨,“沉舟”偏要阻碍“千帆过”,“病树”也要压住“万木春”,商鞅如此、吴起如此、桑弘羊也如此,王安石呢?
从王公大臣到豪强地主,但凡稍有话语权,无论出于既得利益还是古怪迂腐,都争先恐后地充当“沉舟”和“病树”,这其中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欧阳修(曾举荐王安石)、司马光(其间编纂《资治通鉴》)、苏轼(晚年“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辙等等,还有人在大相国寺写匿名诗,还有交《流民图》,还有人跑到皇帝面前哭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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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到这几年的困顿劳苦,精疲力尽的王安石提出还乡,神宗勉强应允;但第二年正月,朝廷诏书:王安石继续执政!语气诚恳且坚决,王无奈,又北上,又伤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文人士大夫总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也在“方”与“圆”、“隐”与“留”间痛苦地执著于寻求平衡,外在攻击和不理解良苦用心使步履维艰,内心的焦虑和斗争又何尝不愈加受煎熬?
复官第二年,眼见变法大略已定,修补也在正常运行中,王安石又上三次请求归隐,言辞同样诚恳且坚决,神宗无奈,放行。黜陟沉浮多年,对官场已厌倦,王安石自觉地终结了政治生涯。“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读佛经、作诗文、赏美景、造庭园,从“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喜庆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悠闲到“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能忘”的怀旧,一切都是生活,点滴丝缕皆被柳宗元感知着……
元丰八年,38岁的神宗驾崩,保守派掌权废法,远在江宁、正值风烛残年的王安石含泪北望,第二年去世,66岁。
对于古人,特别是文艺作品里的古人,赞或骂本身已意义不大,取和舍才是精义所在。王安石是文人,是重臣,是文史里的君子,是真正伟大的改革家,是值得21世纪的中国人思考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