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他的死讯时，我正独自在校内后花园无所事事。身边一堆俗女正在吊儿郎当地嗑着瓜子。就在我忍无可忍，准备掉头逃离时，听见其中一人对另一个说：“喂，明儿是梁哥的葬礼，你去不去啊？”我听罢立即不由分说上前追问，我对着那个发话的女生问：“是谁死了？”她白了我一眼：“你谁啊，几班的？”我说我是一班的，她告诉我梁哥死了。她说：“你不知道梁哥是谁吧，他是我们班那个脑瘫儿，昨天抽风死了。”

我自然知道梁哥是谁，很早便叫得出他的名字。接着我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觉得不耐烦，停下手上的动作，探过身子问我：“嘿，你和他啥关系？”我脑中空白一片，没给她答复就继续问：“他……怎么死的？”那人见我不答话，懒得再理我，摆了摆手就和她那几个姐们儿离开了。我依稀听见她们欷歔着梁哥死时的种种情势。

我思维混乱，苍穹之下的一切似乎都不再真实，我觉得太阳就那么化了，校园课间的喧闹声显得很遥远。我呆呆地望着就要萌出花苞的紫藤，“生命”的概念是那么具体又是那么不可捉摸。

回家的路上，我碰到阿姨——死了儿子的母亲。她头发卷曲地披在肩上，花白的头发从头顶泻到发梢，她不过四十出头，头上便这么多的白发。我想到这里心痛得无以复加，想方设法要避过她，埋着头故作没看见，与她擦肩而过。正在我庆幸未能被她认出时，我听到阿姨颤抖地叫出我的名字。她的声音嘶哑得像被冻了一夜。我回过头：“阿姨，是您啊，我刚刚怎么没看见您……我光顾着低头走路了……”阿姨苦笑起来。我顿时发觉气氛死寂。身旁传来这个母亲的声音，她说：“你应该知道了吧……生生他……”我听着这言语，心里像扎了一把荆棘，即便是这几个字，这个隐忍的母亲也已哽咽得难以发声。几秒之后她便落了泪。我不知所措地站着，正如我得知梁生已死的噩耗时一样。我点点头，悲凉沉重的心情下，我不知该说些什么。阿姨对我说：“生生说过，他就你一个朋友……明天他……市郊的火葬场……我希望你来送送他，其他同学能来更好。”她说这话，不停地抽噎，话语断断续续，眼圈已肿胀得发紫，白眼球中布满触目惊心的红血丝。我于心不忍，应下她后，便与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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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做任何事都毫无兴致。我蜷缩在床上极力

去想那几个女生描述的字句——他死前没有任何征兆。只是喝着水，他姥姥在厨房听见杯子破碎的声音与一声闷响，火急火燎赶到客厅，发现他已经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眼中只剩了眼白。老人几近晕厥过去，迟迟没有反应过来……此时梁生的母亲恰巧进门，见这一老一小的狼狈，立即打了急救电话。她伏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他儿子的痛苦。车子赶到用了十五分钟。这段时间里，阿姨疯了一般嘶喊，怕他唯一的爱从这冰冷的世上消失，但那毕竟只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心痛，除此她便无能为力。于是她爱了十七年的生命就在她癫狂的歇斯底里中离开了她。她哭，她喊，她失控地抓着医生的衣领破口大骂……但她知道梁生死了。于是她守着儿子的遗体，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守了两夜。

翌日我应约去了梁生的葬礼。冷清得让人不由尴尬起来。大约不超过十人。他们班的同学竟一个也没有到场，那些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学原来如此地害怕面对死亡！他生前的女班主任伤心地站在一边。我看到她的母亲泣不成声。这天是四月一日。我想着，他的生命近乎是个郑重的玩笑罢了。

他的照片挂在正中，单调的黑白色，正如他的母亲。

我从二零零七年就认识梁生了。那时我轻度自闭，不善言辞，不苟言笑，一心只想着上所好高中，考个好大学。就在这样俗气的情绪下，我捧着一本教辅书研究着一道数学题。直到感到一个头颅凑过来，我惊得一跳，手中的书落在地上，溅上了几粒尘土。但我没有惊叫出来，这让我心中不安。我于是抬眼打量眼前这人，面色煞白，口中不断溢着涎水，胸前一块衣襟已被浸得透湿。他无法站稳脚跟，蹒跚着将掉在他脚边的书捡起，用细白的手指拂去上面的灰，递到我手边，我一时觉得有些突兀，犹豫着接过，看见书上黏着涎液，在烈日下发着光。

他含糊地说话，问我的名字。起初我没听懂，让他重复了好几遍，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大概，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来这里看书。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我说话。对他如此不信，就像我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一样。他咧了咧嘴，便起身离开了。我瞥见他学生卡上的两个字，就再也无法忘掉他的名字。

后来我听阿姨说起过，梁生告诉她，我是他所见的唯一一个耐心听他说话的女同学，唯一一个没有有意躲避着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