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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开篇，即发出了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的叩问。作者给出了三个解释，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当我们还软绵绵地趴在康乾盛世的余韵中时，欧洲已在战火的洗礼中变得愈为坚强和团结。在蒋先生看来，所有这些仅有一个指向，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从那里不难看出，作者将是否向西方学习并学有所成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衡量标准。这个观点在今日看来，的确有失偏颇。然试想一下，1938年距1840年可是百年，但风云突起，山河飘零，人间都不知已换了几回。而作者与大多数史学家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正深陷于历史的漩涡中，且迎面扑卷来的浪头一个高过一个。在他生活的年代，历史裹挟着刀光剑影，与现实掺合在一齐，一团乱麻纠葛难分。自鸦片战争炸开清王朝的大门，围绕皇城的数重城墙其实便已在照亮下关江面的熊熊火光中轰然倒塌，从此国无宁日。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来了又去了，日本人“姗姗来迟”，却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吉野号”，“嘭”一声，撞沉了“致远舰”。黄海海面的邓世昌和他的狗渐渐沉到不见光亮的海里去了，而这片毗邻中国黑吉辽三省的大海，也吞噬了李鸿章二十余年的心血。无论皇脉还是国运，都一同，在这愈为黑暗隐晦的深渊里，蜿蜒曲折，破碎支离。世纪之交，各国又欢欢喜喜结伴而来，于是古老的北京城被烧了个火光冲天;之后，大家在东交民巷也都有了各自的地产，却亻旧不免争执。如此十年浑浑噩噩，大清江山摇摇欲坠。金秋十月的好时节里，湖北新军在楚望台的一声军令，响彻了中华大地十余省，独立的大旗纷纷被立起。皇城里的小皇帝

终究保不住祖宗传下来的帝位，将一纸退位书，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上。可是，即使是袁大总统筹划良久的“洪宪帝制”，也仅仅存在了83天，便在随后混战军阀的铁蹄下碾作飞灰与尘屑。这一阵扬起的尘暴，弥散在中国的土地上十数年，原应在北伐大军的行进中落定。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人这次不仅仅开着船在海上游荡，更甚将陆军师驻扎在了华北平原。他们在原野上徘徊，在上海滩徘徊，这些来来去去的鬼影，纠缠在蒋廷黻的心头，搅得他不能入眠。此时此刻的他，迫切想弄明白，我民族何以就遇着这空前的难关呢?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1840年前后的那一段历史，越回想越觉得屈辱和悲愤。他用手指着隐藏在中华民族还未曾愈合的伤口下的民族惰性，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道伤口被一次次划开，是因为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因为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阶级饭碗的摇动。还因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