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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选择学医，是确知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助力，想通过学医，改变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状况，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后来通过“看电影事件”认识到体质弱并不是导致国弱受人欺凌的根本原因，愚昧、麻木才是病根，因此“弃医从文”，希望通过提倡新文艺，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来达到富国强民，改变落后面貌。

如果说出国前鲁迅多次的人生选择多是被迫的、无奈的，那么留学日本后，鲁迅也经历了数次人生道路的选择，则完全把自己的学业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奔波表现得极为平淡，用“走出”“又走出”“被拒绝”“到底被拒绝”，较详叙述的只是从北京到厦门的一次，这表明鲁迅先生对个人奔波毫不介意，而对反动政府的迫害则不屑置辩，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在文章朴实平缓的语言之中，包含了先生对民族、国家的挚爱，也有对反动者的气愤与不耻。“到1926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被政府通缉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鲁迅先生却以轻描淡写的语气表达出来，将那种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告密行为说成“说我不好”，重话轻讲，充分体现了先生蔑视反动政府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与反动军警不两立的坚定立场。而将告密者尊称为“学者”，则不无调侃嘲弄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