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早已预知了她最后的生活，总有虱子的困扰，犹如孤岛，死了也没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托前去给张爱玲送信。那是一栋单身公寓，类似廉价旅馆，在好莱坞东区。按了门铃，里面的人只开了细细一条门缝。她说，自己没有换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门口就请回吧。他照做了。他一点也不了解住在里面的女人，此前，也从来没听过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后便告辞了。

张爱玲从门缝里伸出手来，取走信。马上就把门关上了。那年。她63岁。1972年，她独自一人从纽约搬到洛杉矶。自从丈夫赖雅在1967年去世后，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离群索居，不喜见人，电话响了也不接，除非是预先写信约好的来电。她也很少写信，只是偶尔和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书信也几乎成为她的一种负担，“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屡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说，“大概是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在最后的二十年里，她开口说话真是奇少，除非不得不说，否则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她总是请他们代为保密，生怕别人知道。她下决心，“过往的人一概不见”。

一年之后，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张爱玲的邀约，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只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她当时正遭虫患，总觉得屋里有跳蚤——“南美品种。生命力特别顽强，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见”。在她居住的地区，确实有很多南美的移民。所以，她从住了近10年的单身公寓里搬了出来，在各种汽车旅馆里辗转迁徙，躲避虱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年轻时候的她曾写下如此让人惊艳的句子。如今。居然像诅咒一样，应验在身。那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小跳蚤，如幽灵般让她不得安宁。她甚至剃掉了头发。出门时只能包着方巾，或带着假发。她有好几顶假发，或长或短，样式不一。恐怕，她已经不怎么照镜子了。她如何审视镜子里的自己呢?她向来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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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俾里，跳蚤梦魇始终纠缠着她。她几乎“天天搬家”，拖着行李，像个流浪汉。无论出门或在房间里，她都穿着毛拖鞋，脏了就扔。她用一次性餐具。也是在这段频繁搬家的日子里，她养成了丢弃东西的习惯，她的身外之物越来越少。期间。她把移民证件也弄丢了，彻底成了没有身份的异乡浪人。

幸好，医生开的药治好了她的皮肤过敏。她终于结束了4年的汽车旅馆流浪生涯。她找了一处单身公寓，依然小心翼翼地避着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找到了她的地址。一位台湾女记者，已经悄悄地搬到了隔壁。

女记者有点走火入魔，守株待兔了一个月，终于在张爱玲出来倒垃圾时见到了。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张爱玲穿白衬衫，蓝裙子，皮肤很白，低身去整理几个纸袋子。见有人。起了警觉，又关上了门。女记者生怕惊动她，躲了回去。见没人，张爱玲才又出来，急步下楼去。女记者迅速绕一小径，躲在墙后偷偷看她。“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这惊鸿一瞥，让女记者想起了《绿野仙踪》。

在张爱玲离开后，女记者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她丢弃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 “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张爱玲可能感觉到了什么。租约满后，她就搬家了。后来，女记者的淘垃圾记见报了。犹如惊弓之鸟，张爱玲的警惕性更高了，对自己的住址“绝对保密”，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

1991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的信件，请他帮忙找房子。虱子梦魇又回来了。她每月花两百美金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张爱玲找到了新公寓，这也是她最后的住所。她在邮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她对伊朗房东说，外面传说她发了财，有许多亲戚想找她借钱，躲也躲不开，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通。不会引起注意。她几次忘带钥匙，把自己锁在门外，抱怨浴室设备有问题，要房东修理。

1992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一封重要的信件。她说，为了办大陆版权委托书， “在书店里买表格就顺便买了张遗嘱，免得有钱剩下就会充公”。她请他做遗嘱的执行人。自从1991年，第二次见面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们的联络方式就是写信，偶尔也在电话里闲聊几句。当然，这也是通过信件预先约定好的。有一次，她跟他说，三毛怎么就死了呢。他没有接茬，因为他不知道三毛是谁。他是个建筑师，对文学圈的事几乎不知。

1995年中秋前夕，张爱玲被发现死在公寓。尖瘦的她躺在红色的地毯上。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看公寓的黑人，他发现她多日未出门，上去敲门，没人回应。警察闻讯赶来，验尸报告说。已死三天。

“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或许她早已预知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