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3月的一天，一个人，带着一柄斧头，来到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开始了他的一段生活。

这个人叫亨利·戴维·梭罗。他在鞋店补鞋时拒交“人头税”，六年之后忽然因此被捕，他毫不在意地在狱中待了一天，后因有人交清了税款，他于第二天被释放。然后他又去鞋店中取回鞋子，穿上它，和一群朋友去了一个什么州什么政府都瞧不见的越橘林快活了一天。后发表了《论公民的不服从》来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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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话来说，梭罗实在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他的种种行径经似乎与大众格格不入，人们大多称其为诗人式的偏激。可是，梭罗对公民的无条件服从表示不服从，对无理的政府的统治表示不服从，这不是偏激，而是明智。

如果说《论公民的不服从》是写在纸上的宣言，那么瓦尔登湖的一住便是写在大地上的宣言。

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一年多，后写出了《瓦尔登湖》一书，书中许多篇页是形象的描绘，写出了鳞波轻柔，波平如镜的瓦尔登湖，夜晚远离嚣闹和骚扰的星座，山间拨弄的松针拉出的空气的旋律……可梭罗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观察家，他是透过湖光山色看世界，有时看透一些荒诞的现实：“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事物。”有时看出心的升华，比如寂寞。

徐迟先生（《瓦尔登湖》的译者）说：“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确实，梭罗是一个人住，偶尔有访客来，虽然他也会去附近的村子逛逛，可他发现“无论两条脚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的距离更加接近”，他觉得“寂寞更有益健康”“社交往往廉价”。梭罗的“寂寞”应该是相较于人类社会而言的，他不屑于短暂的相聚时间，不屑于所谓的礼节和礼貌。独自居住在瓦尔登湖的梭罗，与生命的不竭之源的大自然为伴，他不比水鸟更孤独，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他可以种豆在湖边，可以与胀大的小松针为友，甚至能够与几百年前的瓦尔登湖的居民交流，孤独的梭罗以孤独为伴已不仅仅停留在乐观的层面上了，而是上升到了世外高人般的精神层面。

梭罗是一位有责任的社会批判家。他在大自然中批判人性，他说：“鸟儿连同它们的羽毛和乐音，是和花朵谐和的，可是有哪个少年或少女，是容大自然的粗犷华丽的美协调的呢？大自然极其寂寞的繁茂着，远离着他们居住的乡镇。”

梭罗在追求什么？他的独居湖畔绝不是隐士生涯，而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他不是消极的逃避人生，而是积极地走向人生，就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梭罗和《瓦尔登湖》是两个不会消失的名字，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瓦尔登湖，而湖畔有一个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