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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人是一个另类的群体，他们或清高，或狂狷，或孤傲，但掩藏不住的是他们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和向往。因此，另类之于他们，不是对生命的拒绝，而是对生命的选择。

另类是对绝望的反抗，是以怪诞的姿态对令人失望之现实的嗔笑。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值“万古未有之巨劫奇变”，舶来的激进者不顾千百年前屈原写下的《天对》，更试图以西方思想改造中国来作“天对”，其结果自然是“此路不通”。可怕的窠臼与新上的枷锁让中国学人，尤其是国故派，奋起反抗。于是辜鸿铭留着长辫，钟爱旧式妇女的小脚；黄侃摆架子，不再给中央大学授课；章太炎仍要钱玄同等尚已名满天下的学生在上课时为他端茶倒水。“学统”不可弃，“道统”不可丢。绝望的阴霾笼罩了中国大地，他们身体力行奋起反抗，另类于他们是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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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是对生命信仰的坚守，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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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未章，先生之思想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土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曾写下“天生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生忙”，为他的另类寻找学理上的理据。于新中国的他，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接受弟子三叩六拜。他的种种行为都体现了他把学术奉为生命信仰的坚守。即使是在最困顿的时代，他仍写下《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书写着自己对生命信仰的朝圣旅程。

另类是对生命意义之彼岸的求索，是闪耀光芒的神性符号。

“三面红旗？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刚摘了“右”帽的顾准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穿着西服，玳瑁帽子，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如李慎之所说“燃烧自己照亮黑暗”。他在狂热的造神运动中，不仅指摘毛泽东是“老和尚”，而且向历史呐喊：“没有神也没有兽”。相比冯友兰等“梁效”之流，他是响当当的另类。在另类的背后，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尽生命的所有意义对生命意义之彼岸求索，为中国思想界在最疯狂的年代里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他的“民主”“市场经济”使他成为集体失语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神性符号。

另类，不是拒绝，而是选择。以嘲讽的姿态生存，以庄严的悲剧精神求索，以超脱的精神王国承载自我。中国学人，另类，也不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