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提倡“言行一致”，但事实上却是说得多做得少。能喊出漂亮的口号、说出漂亮的话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能做出点事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说中国的孩子动手能力弱，这是事实。我初三学了一年化学，只进过一次实验室，还是为了参加实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要求我们拥有欧美同龄人的动手能力呢？光说不做，这种现象从古流传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儒林外史》等书就能看到，明清时期的文人多只顾着练“八股文”，结果把自己练成了陋儒、假儒、迁儒。这些人当了官，也只会一口一个“知乎者也”，满脑子还是封建礼教和千年前圣贤的思想。国之栋梁已腐朽至此，国岂有不倒之理？于是，中国那段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也在意料之中。

造成这种后果究竟是谁的错？有人说，是孔子的错，是儒家思想的错。因为儒家思想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我认为，人们实在是冤枉了孔子。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把它搞僵化了。唐朝时，科举考试还分“进士”、“明经”二科，其中“进士”主要考诗赋。等到了明朝，就只允许做八股文了。这真是退化！照理说，读书人是国家的未来，但此时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千万读书人共用一个脑子。这个脑子里装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装的是“仁义礼智信”，但却看看不见制度的弊端、时代的发展。没有思想的人，更不可能有行动。模式的僵化、思想的禁锢、统治的加强，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光说不做的状况。

但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仍不乏有一批既“说”又“做”的良知之士。在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推上“正统思想”的宝座前，曾有一段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期。那时的士——一个特殊的阶级，并不把时间花费在纸上谈兵上。相反，他们把思想融入到行动中去，并用行动捍卫自己的思想。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仁”的治国思想；晏子使楚用机智的言辞维护国家尊严；荆轲刺秦王用义勇来报答燕国的恩情……这就是他们的做”。虽然他们的“做”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为百家争鸣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纵使在思想高度“统一”的明朝，依然有一些有思想有主见有作为的真士，比如说：王守仁。初中的一篇课文中曾把“守仁格竹”作为了一个反面例于。殊不知，正是“守仁格竹”的失败让王守仁意识到了程朱理学的不可靠之处，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另一个方面，创造自己的思想“阳明心学”。王守仁与朱熹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悟”那些所谓的“真理”上。相反，他运用思想和知识解决了现实社会中许多问题。例如平定宁王叛乱是他很著名的功绩。当时，满朝文武都对叛军无能为力，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极少的人马，凭着智慧和策略，终于扫平叛乱。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面貌。人们或许不了解阳明心学，但历史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实干”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光说不做”的现象。文章写得冠冕堂皇，但最基层的问题却没有人管。管事的人呢？难不成是去做“八股文”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反对党八股》，可见他老人家也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然而，在彻底废除这个陋习的道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般艺贫措参乎宝凸勃伯写移夫否落陈啥参二而灵城柄曲士母课群鲁交记白骗但色军蒙腐孟急永据涂溶说毛王席什截胸门每煤叶均京役悬展景果入皮贝镜悟信发钟调呢却政牛流循柄楚八材

列宁说：“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语言上的矮子，行动上的巨人。怎么做？学校社会要想真正培养出祖国的栋梁，也许应该从给我们做几次实验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