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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9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权力虽已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满足，又开始觊觎皇帝宝座。他唆使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共和与君主论》，污蔑共和体制是政治乱局的根源，鼓吹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胡诌什么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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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早就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复辟，就是叛国”。为了驳斥袁世凯的复辟图谋，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袁世凯获知消息，十分恐慌，急忙派人以给梁的父亲做寿礼名义送给梁启超二十万大洋，恳请梁启超高抬贵手，不要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结果，梁启超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

　　袁世凯见拉拢不成，就采取恐吓的伎俩，逼其就范。他派人告诉梁启超：“你流亡国外十几年，那种艰苦的滋味想必早已尝够了，现在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何必自找苦吃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袁世凯亮出了底牌。面对威胁，梁启超毫不畏惧，从容笑答：“我已经是流亡的经验家了，再流亡一次简直轻车熟路。”梁启超毫不留情面，他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发表在《大中华》月刊上，其余各报迅速转载，读者争相购买，一时间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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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恢复帝制，上演复辟闹剧。梁启超联合蔡锷将军，发起了讨袁护国战争，其余各省迅速响应，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帝制。袁世凯仅做了83天皇帝，就被迫宣布“退位”，不久一命呜呼。

　　对袁世凯来说，梁启超是有点不够哥们“义气”;对国家来讲，梁启超敢于不讲情面，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这是值得尊敬和赞扬的。梁启超一生只忠于真理，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鼓与呼，这种民族大义之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