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年，我随十五军第二批入朝作战大军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祖国的昌图出发，跨过横跨中朝两国的鸭绿江大桥，赴朝鲜上甘岭主战场，参加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战役。

　　我们每人身背十五斤大米，五斤炒米粉，2个罐头，还有枪支、水壶、铁锹、背包等物品，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我们女子卫生队2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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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39天的徒步行军，我们卫生队于1952年2月4日，按时到达指定战区。十五军总医院隐藏在距离“三八线”大约200公里的一个大树林子里。我们这一批从国内新来的人员开始分配战斗岗位，我被分配在三分院，担任护士排一班班长，任务是护理第五次战役下来的伤员。

　　这里说是医院，其实完全没有医院的样子，大部分伤员都分散住在临时挖成的小防空洞和简易账蓬里。我们每天就一个点一个点地来回穿梭，在各小洞里面给伤员换药。在第8天下午，大约3点的时候，敌机空袭了我们野战医院，数架敌机贴着山尖低空俯冲扫射，没过多大一会又像一群乌鸦飞过来，轰炸机开始狂轰滥炸。

　　片刻，医院附近便到处是弹坑、弹片，眼看着一个个防空洞将要被炸开，伤员随时有被埋葬在洞里的危险。在紧要关头，排长陈伟命令我们，迅速将洞内和暴露在树林外的伤员转移到密林中去。我知道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但也顾不上想这么多了，立刻带领全班同志，每两人一组，顶着飞机的扫射，奔赴树林外的防空洞去转移伤员。

　　我和“小不点”一口气接连冲入4个防空洞，动员伤员们轻伤的搀扶重伤的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我和小王跑到离树林最远的那个洞，去转移一个大胖子断腿伤员，我一连背了他几次都背不动，只好把他移到洞里的最深处。

　　就在这时，敌机的子弹成排地向洞口射来，炸弹在洞顶上巨烈震响。我赶紧扒在大胖子身上，用身体掩护着这位重伤的战友，震落的泥土盖满了我的全身。事后，胖子帮我抖掉身上的泥土，用绑着绷带的手，向我敬礼，连声说道：“谢谢你，医生同志！”敌机轰炸了近2小时才结束。这次轰炸，又有20多名伤员和2名护士离开了我们。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五圣山打响了，双方投入十万大军，苦战了43天，打的非常艰苦，异常残酷，双方都伤亡惨重。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我刚吃完午饭，团部领导通知我，速到军部卫生所报到。经过1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到了军部。还没有等人喘口气，我便随同军直医生护士等一行80多人赶往前线伤员救护转运站。

　　两天后，我们到达靠五圣山30里路的一个半山腰里，这里便是前线伤员救护转运站。张铭站长讲，我们站的任务就是要将火线上下来的伤员，进行快速止血、包扎、固定，转运到一线医院救治。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止血快，伤员就有生的希望。无论是手术组、救护组还是运输组，大家都感到任务艰巨。

　　上甘岭战斗的第十五天前后是最为惨烈的，本已狭小的救护站，伤员多得没有地方落脚，担架大队两个连不分白天黑夜地运转。伤员大多像个血人，有的缺了肢体，有的脑浆溢出，其状惨不忍睹。残酷的战争让我们每个救护人员都练就了极为熟练的救护技术。

　　止血是最重要的任务，这时的伤员只要止住血，就有希望保住生命，成包的止血带一个人一天要用上好几包。在内地条件好的医院可以接活的断肢，在这里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只有应急截掉，还有的抬下来就已经牺牲了。

　　我们每天就是在伤员和遗体中不停地忙碌着。这时，我们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合眼，断粮也已经5天了。由于缺水，伤员和我们救护人员大都口舌干裂，干枯的压缩饼干根本无法咽下喉，我们得轮流下山去找水。

　　一次两个男卫生员跟着担架队下山找水，2个钟头还不见人影，站长用焦急的目光期待着。这时我主动带领2个女护士下山去察看，可惨的一幕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的两名男护士遭遇敌机轰炸牺牲了，双手还拽着水壶，一同倒下的还有20多位战友兄弟。

　　上甘岭战斗结束后，我回到了军部前线文工团。这天，团里召开庆功大会，团领导宣布立功受奖人员，当宣布我荣立三等战功发给我军功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宣布停战。我没有选择立刻回国，而是随军前线文工团，踏上了到各部队慰问演出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