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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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大家讲个流行在我们学生中间的小故事。一位南方人到北方做乡长，开会时，他说：“兔子们、虾米们，咸菜太贵了。”下面的人听一头云雾，原来他是说：同志们、乡民们，现在开会啦！你看，不讲普通话闹出这样的笑话。所以说啊，“讲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其实，提倡讲普通话，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那样，主要目的就是方便交流。特别是在当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全国统一讲普通话，是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语言统一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大教育家孔子首先提出使用“雅言”的主张，他教书、执行礼仪，从不用他的家乡话——齐鲁音，而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如果孔老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讲学布道，他的三千弟子有多少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些外国人也掀起了学汉语、学普通话的热潮，且不论中国大陆的“洋笑星”大山的相声小品说得多好，尽管推广普通话工作力度在逐步加大，但并非意味着推普之舟从此一帆风顺。从说惯了家乡土话到改说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能力问题，更主要的是观念问题。当前推广普通话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还有多少人不会说普通话，而在于很多人本来会说普通话却不愿意说、不好意思说。

现在虽然“宁卖祖宗坑，不改祖宗声”的封建意识也许不那么强烈了，但是一改多年习惯而说普通话，大概还需要鼓起一点儿勇气来。在有的地方，这种保守的语言观念表现为盲目的方言优越感，例如报载上海交警用普通话纠正违章，得到的是嘲讽：“哈，还要跟我开国语！”

——宁波一位市领导在干部大会上问：“我说的是宁波话，听不懂的请举手。”大家说我们都是本地人，你就放心讲吧。没想到市领导说：“都听得懂不是好事情，说明我们的外来干部太少，宁波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使用约80种语言，各种方言土语之间，难以听懂甚至无法沟通的现象比比皆是。

不少广西人到北京，尴尬地发现自己说的普通话成了“不懂话”。如把“治沙”说成“自杀”，“炒茄子”成了“炒瘸子”，“西瓜”说成“丝瓜”，“黄河”成了“王河”，往往弄得别人一头雾水。北京人感慨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两广人说普通话”。再比如：

北方人在广州的公园里打听“缆车”在哪儿，按回答寻去，找到的是“男厕”；

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的是“该死”，全场愕然；

上海一检察官到哈尔滨出差，服务员问他有没有“家伙什儿”，就是问他有没有带枪`支，检察官很不高兴，怪她怎么老追问有没有“家务事儿”；

上政治课，广东籍教师反复讲“西游记”“西游记”，同学们摸不着头脑，后见教师板书，方知说的是“私有制”……

广西某高校新来一位口音很重的校长。一天，他走进办公室严肃地对秘书说：“我要杀一个人！”话音刚落，旁边一宁夏籍的女助手被吓得花容失色。弄了半天，原来校长“杀”(sha)“查”(cha)不分，其实是想说“我要查一个人”。

一位小姐出差，与一外单位王女士同住宾馆房间。傍晚，该女士笑眯眯地问她：“你死没有？你不死我先死。”王小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后经一番比划，她才明白是这位女士“方言版”普通话作的怪，她实际上是想问“你洗澡没有？你不洗我先洗。”

如此泱泱大国，倘若没有一种全国通行的语言，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98岁的语言文字学大师周有光说：“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幸而，我们有普通话！

普通话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民族共同语。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到明清的官话，从民国的国语到现在的普通话，民族共同语一脉相承。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普通话，跨地域的经济协作、招商引资、商品展销、交流培训、旅游观光及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离不开普通话。电子邮件寄出需用普通话，手机短信发送需用普通话。在信息发展的时代，方言在向普通话悄悄靠拢，土得掉渣儿的方言词语在普通话面前逐渐悄然隐退。

学校是普及普通话的最重要基地，周有光先生说方言是“母亲语言”，因为方言是生活语言，而普通话是文化语言。

让我们走出“母亲语言”的小田园，跨向民族共同语的大天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普及普通话，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